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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交通枢纽。明人徐复初说：“邑（龙游）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龙游人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经商乃成谋生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贱商，头脑活络之人多选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等，这些土特产品成为龙游商最重要的外贸商品。
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龙游商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至清乾隆年间为鼎盛"。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视此为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响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在中国历史上，这批从浙西山区走出来的商人，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的龙游商帮，自光绪以后其活力之源竟宿命般逐渐枯竭，弹指间奢华烟消云散，惟有从龙游境内的300多座明清建筑的残瓦断垣中，依稀还能感受当年的气度。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是当时活跃于商坛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它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恐怕与它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职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联。
龙游商帮诞生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它的原生地本是江南文化的渊薮，造就了它受到较多文化的薰陶，使之具有儒商的素质，多从事于较高文化层次的印书业和珠宝业、古董业等，其性格与一般商人迤异，其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儒雅
龙游本是姑蔑故国旧地，素有重文化的传统，诗书礼乐传家，耕读遵礼，弦歌不绝。就是出为贾也不忘读书，故首选造纸刻书籍为业。龙游新造之纸在明代已具名气。明著名刻书家余象斗文台，他刻印书籍尤注重用纸，他品评全国著名纸品有徽歙纸(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绩溪龙须，西山观音纸)，江西纸(观音莲七纸)，铅山(奏本)纸等，而认为浙江衢纸尤胜，“连四纸，开化县有连三连四纸亦件， 只要白厚无粉者为妙。” “常山县有榜纸，并中夹纸奏本纸次于铅山。”龙游县溪口镇是庞大的造纸中心兼销售市场，纸商鹰集。乾隆间闽商林琼茂来龙择地上塘设坊造纸，传至其孙林巨伦，已“积赀巨万”。 书商童琨，名噪一时，刻书贩书大江南北，其父彦清，“最称儒雅，不寝然诺。”幼时从父贩书吴越间，“喜读书，手一帙，坐船间， 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所为诗风格清越，不失古音。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王世贞称其“藏书万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之书质量上乘，深受学者欢迎，时之名流硕儒王世贞、王樨登、归有光引之座客，并为他作序作传。他本人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与余湘合纂《龙游县志》等。刻印过《徐侍郎集》、《文房四谱》、《杨盈川集》等。他的学问深得名儒称赞，胡应麟见其书目日：“所胪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引为“子期”好友，王世贞更称之为“千古是知音”。龙游童氏是书香门第，业书贾者众。如童富，“为书贾，往来闽粤吴中贸迁，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另一位书贾胡贸，承父兄书业，“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书贾。明代大学问家唐顺之荆川谦日：“非贸，则予事无与成”。与唐深交，胡死后唐曾赠棺以殓。龙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营印书业，曾在江苏太仓州娄县开设书肆。“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县，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
(二)开拓，无远不届
龙游商人富有开拓精神，无远而不届，不怕艰难困苦，凡有利可图，就离家远走，志在四方。明代“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若韦塘朱世荣，宋代已“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童巨川在嘉靖时前往宣府大同等地边庭作边界贸易，获大利。“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 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二十余年，遂成大贾。”还有不少龙游商人远涉重洋，至海外经商，嘉靖倭患发生时，所逮通倭奸商中就有龙游商人。据王文禄说：“今寇渠魁不过某某数人，其他胁从大约多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龙游商人这种远贾精神，舍弃了儿女情长的传统观念，也获得妻室的谅解和支持，龙游商贾妻室十分贤淑，安心操持家务，使外商者无后顾之忧。童盛川妻龚氏，“性不骄奢，躬行节俭，精修之食，洁素之衣， 皆自手过，薄于自奉，其内助之贤也，厥后子孝孙贤妇和女正，家风为一时之最。”
(三)经营灵活、适时
龙游商人经营珠宝古董文物，这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识别真假，评估价格，更要紧的要物色买主与卖主，而买主多为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阶层，他们必须要与买主有交往。在销售携带过程中要冒风险，善于躲过被偷被劫的关道，为此，龙游商人还得善于适应环境，灵活应对。据明人王士性说：“龙游商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缢缕、假痈、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所知者。异哉，贾也。”《 顾炎武《肇域志》亦有类似记载。这是一种善于伪装的巧妙手法。证之《桐冈童氏宗谱》，确有如王士性顾炎武所记的具体实例。如童洋，“应务接人之缜密和厚则又过焉。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宝，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皆卷束于怀袖，舟车鞍马之上，萧然若贫旅，而无慢藏之诲，是以履险若夷，居积致富，俨若陶朱。性儒雅，所交游者皆士大夫。” 童洋就是适时地做双程生意，灵活适应环境而致巨富。
(四)诫信、重德、宽容
龙游商帮受姑蔑文化的薰陶，重然诺守信用，待人诚信，注意商业道德，不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人。姜益大棉布店自胡筱渔接办以来，处处诚信，维护店号的信誉。一次，他向海宁布商订购了7500匹石门棉布，价值数万元，但在运输中遭劫，这本是卖方之事，而胡筱渔主动承担了损失，再次预支6万元订购石门布。他店里特雇了三名验银工，凡经过该店流通的银元，经检验后加印店号，以示信用。傅立宗纸号，注重纸质量，决不让次品流人市场，凡产品出店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以信誉和质量赢得了市场。龙游商帮宽容大度，善于与人合作，故徽商、江右商、闽商、婺商、宁绍商多到龙游营商，龙游商人热情欢迎外商来龙，不因市场竞争而排外。如徽商程廷柱带着三个弟弟来浙经商，在龙游首创典当业。江右商周学锦，康熙间从抚州“来龙县经商，遂卜居八都凤基坤。查龙游明清二代从皖赣闽粤苏等地迁入的氏族计31姓209族，这些氏族大都很顺利地融汇人龙游商帮的行列中。龙游商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是力量、信誉、自信、包容的雅量表现。
上述龙游商帮的特有性格，展示了它具有较好的教养，显现出它的力量和自信，也正因为具备了如此特性，所以在明清二代能在商坛上称雄于一时，敢于与财大气粗的徽商晋商等竞争，并驾齐驱，共同推动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