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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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9.24—1695.8.12）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周至李顒、直隶容城孙奇峰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其父黄尊素登万历年间进士第，亦为东林党人。黄尊素曾任监察御史（明熹宗天启中），受阉党所害。
明思宗即位，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审讯时，以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殴打崔应元。审讯阉党党人李实之时，又以锥刺李实。声名四起，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尝叹其为“忠臣孤子”。从父遗命，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又苦读史书，由明代《十三朝实录》开始，进而遍读“廿一史”。
曾参加抗清活动，参与对阉党斗争，并成为“复社”领导人之一，与“几社”、“应社”等士人往来，南明弘光年间，阮大铖搜捕复社人士，指为东林党余孽，黄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狱。弘光朝覆灭，乃逃回家乡。清兵南下时，曾组织“世忠营”武装抵抗。
明亡，屡拒清廷征召，隐居著述讲学。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应博学鸿儒试，均遭黄拒绝。康熙帝于是下令地方官员尽录黄宗羲著作。后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黄宗羲，曾邀黄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满清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里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对于康熙也偶有赞美之辞。同为抗清志士的吕留良等人一度怀疑黄已经变节。他的妥协使得其作品得以流传后世。
黄坚守了终身不仕，临死时没用棺木，只在身下放了块青石板，表达了肉身“速朽”的意愿，追思了其晚年以个人品质换明朝文化的流传的妥协。
黄宗羲提出历代税制改革有三大害，即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其中积累莫返之害是最为主要的，意味着每一次改革和简化税制，税负就会加重一次，层层积累，形成无法挽回的恶性循环。因此笔者认为，封建社会某些政治家在某个时段的税制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苛捐杂税 立法主体的法定和位阶的提高，稳定的税种和税目．计税依据的具体性和法定性，税收优惠的确定性，纳税期限的明确性等税收要素的明确、稳定、并被社会广泛知晓才是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前提。以明朝著名的“一条鞭法”为例，改革统一了役法．将原来的赋、役合并征收，表面上看似简化了原先税制，百姓税负得以变轻，实际上则不然。随着“一条鞭法”不断推进，其弊端也不断暴露，额外的加征如火耗等令百姓税负额外增多，实则是变相加派。所税非所出指农民粮食生产之后以货币形式交税，中间还要受到商人的剥削。田土无等第指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在这种不分等级的土地税制下，扼杀的是贫等土地开垦的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优等土地闲置的现象。
黄宗羲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税制改革的真实面目。即每次变革都不过是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工具，不能根本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税制改革若不从税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出发，确立税法的至高权威。则偶然性的某次变革不能称为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进入21世纪法治社会的今天，税制的变革必须依法进行，围绕着税法基本构成要素，以人为本，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
在人的知识来源的问题上，黄宗羲虽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力学致知。获取知识是人生立本之要义，也是教学的最基本的原则。黄宗羲认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能“立功建业”、“纬天经地”的治国之才，为此，致知是成才的必然途径，一切教学也就应当围绕致知而进行。他说：“（有人）生之非不贵重矣，乃不能积之以至亿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终成其为一人之人。”在黄宗羲看来，许多人并非具备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素质，只是因为缺乏自我的知识积累。因此他主张广泛地读书，以求知识广博，并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达到成才的目的。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其弟子李杲堂在《奉答犁洲先生》中就说道：“先生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意拥温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每至丙夜。直至年逾八旬，仍终日手不释卷。”黄宗羲自己好学如此，正是他主张力学致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曹交章》中说道：“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此孟子继往圣开后学一大节目。徐行尧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为尧舜也，只在著察之间耳。后之儒者，将圣人看得烦难，或求之静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穷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见端倪，遂使千年之远，亿兆人之众，圣人绝响。”又说：“人人可以认取圣脉，后来近溪只求人所行所习，当下指点出著察一路，真觉人人去圣不远。”黄宗羲在教学实践中，对那种脱离社会现实，一惟空谈之心性的“静坐参悟一类工夫”，表示极为反感，他曾明确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日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于适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危难则非也，岂真儒哉？”在他看来，学习最终是为了应用，若只是讲究个人“一身之行为”，而在“国家之急难”时刻无能为力，绝非真正的士人，要成为一个“真儒”，就必须将“学道”与“事功”紧密结合，既有学问，也会应用。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黄宗羲在实践致知的教学原则时，既重视读书活动，也十分注重于实践中学习各种本领，即实际才能的培养。黄宗羲提出这一思想是为了改变晚明士大夫在谴责天崩地解之变的情况下，不思为国家分忧解难，依然故我地逍遥自在，醉生梦死，“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的社会状况。他提出要从教育入手，要解决教学中抱残守阙、脱离实际的问题，要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对所学的东西能结合实际，融会贯通，“敛于身心之际，不塞其自然流行之体，则发之为文章，皆载道也，重之为传注，皆经术也”。力主文以载道，经世实用，反对做两脚书橱，一介腐儒。
黄宗羲针对时弊，提出的“学贵适用”的原则，既批判了鄙视经世才能，不关心社会变革的空疏学风，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市民与工商业者在历史变动时期对于教学的期望与要求，其时代意义是明显的，而这种强调经世实用、培养应务才能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教学观念至今仍有价值及意义。黄宗羲认为学生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是多读书，广泛地读书，形成渊博的学识，所以他主张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因循守旧。信奉一家之言，道：“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强调“申之以己意”，否定“墨守一先生之言。”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画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对于独创之精神，黄宗羲一贯推崇，对其弟子陈葵献，他大家赞赏。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各种学说加以全面了解比较，予以汲纳，消化理解，独立思考而后使自己的领悟具有创造性。黄宗羲学贵独创的教学原则，不仅表现于教育者的教学过程，还体现于学者的学习过程以及对学习内容的舍取之上，其中“发先儒之未发”，注重“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观点在现在仍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提出要对所学习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然而思考离不开在求学过程中善于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在《南雷学案答董吴仲论学书》中，明确指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从而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胆提问，当他的弟子对其老师刘宗周的学说存在疑问并撰写文章请教时，黄宗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持这类质疑的人是“真善读书者也。”“疑者，觉悟之机，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有的人不怀疑而轻以相信，并非是真信，只是因为不善于提出怀疑。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的人，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这是符合学习的基本规律的，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哲学上所说的，人们的认识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怀疑到释疑再到怀疑的发展过程。质疑式的教学方法与教育目标有着密切的联系，要造就日后对民族、国家有用的人才，在平日的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忽视质疑的重要性。
黄宗羲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根据他的高徒李邺嗣在《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中称，他们的学习方法通常是众弟子们“先从黄先生所授学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每月两集，有疑问或不解之处， 先生来宁波后，再“从执经问焉。”也就是说，这种教学方法包括自修、集讲、问难三个阶段，提倡独立思考，注重集体讨论，最后由老师解释疑惑。这样不仅学习氛围张驰有致，而且由于解释是在各人都认真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讨论时又畅所欲言，所以经常能产生一些新的思想火花，“发先儒之所未发者，尝十之而三焉”
黄宗羲的的这种研究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为浙东造就了一批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方面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也为近代以来高校文史专业的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提供了借鉴，有着良好的效果。学习单靠自己的质疑，没有师生、学生之间的“辩难”切磋，见解是很局限的，而“辩难”恰恰是学生创造能力得以表现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黄宗羲非常重视学习中的讨论辩难，他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黄宗羲在《孟子师说?题辞》中说道：“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这是他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辩难的思想基础。教学者与学习者济济一堂，相互探讨，而且十分热烈，出现“一义未安，迭互锋起”的现象，导致讲经会产生成果，在学问上“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为先儒之所未廓者。”
黄宗羲在他的讲学实践中，始终以辩难为其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展开自由式的讨论，并在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之际寻求学问的真谛，学生们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学习气氛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质疑问难，切磋讨论，就容易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探索对人生、社会的正确把握，以至有所发见，有所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廓”并于其中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物。因此，可以说这一教学方法仍是现代教学过程内值得借鉴的。
黄宗羲在坚持自己一贯倡导的为学者当要穷经兼读史和经世致用的主张，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他认为通经是第一位的，“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
明清之际，学风浮躁，教学内容固化不变，黄宗羲以其思想家的无所畏惧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才识，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际以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为教学和考试为主要内容的陈腐体系，提出了崭新的教程方案，表明了鲜明的战斗性和科学性。黄宗羲批判了理学家的信徒们认为善于理财者“聚敛”，有军事才能者为“粗材”，关注时政者为“俗吏”，长于读书写文章者为“玩物丧志”等迂腐的谬论，提出了自己的新教程蓝图：除将经、史、子、集列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外，同时倡议：学校必须开设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与当时传统僵化的教材模式不同，而是要求学习者在掌握作为古代士人必须熟知的经史典籍外，还应该广泛地学习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黄宗羲从其经世致用的教育观念出发，在教学内容上力主多读书，以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所读之书既要包括各类经籍，也应“取代近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竭力将基础知识与应用性知识结合在一起，共同充实于能培养人才的教学内容之中。他还强调：学习理工医农专门技艺的儒生，和学习五经的儒生晋升机会一样；“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对确有发明者，格外奖励，破格录用。他主张的教学内容，从总体上看分为两大类，即由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和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他把经史之学当成教学的基本内容，是由于经史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因此也对时风中“不以六经为根抵”惟“袭语录之糟粕”的积弊起到了抗衡作用。他还因为出于培养造就“建功立业”治国人才的需要，除开设经史子集外，还设置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并贯穿于他的讲学过程之中。他所讲授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于时代科技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既是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继承于弘扬，也吸纳了某些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思想。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科学思想，并作为自身讲学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宗羲提倡的教学内容，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时代的最高水平。
黄宗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师职业有特殊的感情，对教师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从事清议。他指出，太学祭酒在讲学时，应该议论朝政，若“政有缺失”，则“直言无讳”。他关于教师议政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教师职责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他还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必须端正，“无占清议”。为人师表，他对师之道也十分讲求，并注意身体厉行。他说“师者，善于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也矣”。他认为师道的不传，一方面与科举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有为师者自身的原故，因此，为人师表者要坚持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得如何。平时不但要注意充实自己的学问，使前来就教者能从自己这里受益释惑，而且即使有为师之实，也要效法古人避师之。如果忽视了上述任务，有淫词未毁，“故入其道，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尽管有些具体内容未必尽妥，但其方向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