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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家理论的视野里，文化价值标准也一直是受到特别关注和强调的。马克斯·韦伯(1864年～1920年)通过“天职”的概念把新教伦理同企业家的作用直接联系起来，在韦伯的论题中，“创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基本上是新教伦理形成的。因此，在企业家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中，韦伯的企业家理论也占具了一席之地。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形成的工业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出身往往十分卑微，在冷酷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但他们绝大多数是新教徒，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有一种产生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力求使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取得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信仰相关。但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并不是原来的天主教，而是两次宗教改革及其在改革中出现的新教的各个教派的理论和学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
谈到路德派，不能不提德国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频繁地以各种名目让民众捐钱赎罪，称只有这样可以得到神的保护，逃避恐怖的末日审判。马丁·路德不赞成民众盲目捐钱赎罪，他鼓励人们要对神有信心。他说：只要遵照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敬仰神，聆听神的教导，根本不需要惧怕末日审判的到来。路德强调，真正信仰上帝的人，必然要约束自己的身体，要做上帝喜悦的事。当时的社会只有天主教教皇一人有解释圣经的特权，神职人员以上帝的中介自居。马丁·路德认为信仰所涉及的仅仅是人的内心与上帝之间的问题，不需要天主教会及其各级神职人员的中介，每个普通人都应该有读圣经、理解圣经的权利。根据韦伯的考察，“职业”一词的意思是指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路德创造的。他在翻译《圣经》时创造了这一概念。虽然出自于圣经的译文，但体现的不是圣经的精神，而是根据他自己的精神，把《圣经》译成德文时加上去的。他用这个概念来表达完成世俗义务给人带来的尊严，与天主教遁世的禁欲主义理想形成鲜明对照。他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生活义务，是自私的、逃避世俗责任的表现。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他用职业一词把宗教活动与世俗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开通了宗教影响经济生活的道路，使宗教思想开始对人们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路德的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教派的核心伦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路德的思想仍然是彻底保守的和传统的。他要人们绝对顺从上帝的意志，从事那种上帝觉得对他合适的天职，绝对地服从权威和安于现状。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或在任何意义上是根本的联系。路德教并没有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
在加尔文教这里，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加尔文教把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并利用新的宗教观念为经济活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新的思想原则。这些观念和准则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源地。加尔文教派的最显著的特征是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预知并事先就安排好了一切人的命运。上帝预先只给少数以恩宠，使他们死后升入天堂，这些人被称为上帝的选民，而其余的大多数人则将被罚入地狱。这种预定的命运既不可能因为功绩或罪恶、也不可能因为圣事或善举而改变。上帝已经作出了决定。没有人能够影响这种决定。那么一个人如何确知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呢?加尔文教认为那就是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一个人惟一能够确定自己的恩宠状态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经受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富有成效的不懈劳动的考验。这样，就使得为非人格化的社会利益服务的劳动成为上帝的意愿。劳动是上帝的旨意，它的最终目标乃在彼岸世界，辛劳本身是确定恩宠的手段。而财富是经受职业考验的标志，是恩宠状态的标志。通过在尘世中无休止的劳动致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在这种天职观引导下，便产生了理智的、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清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自己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的行为无可指责。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获取财富也没有传统的禁忌。把赢利活动作为一种承担义务的“职业”，这种观念至今仍在给现代企业家的生活带来道德上的尊严。
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天职”。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包括的是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这种新教伦理产生出企业家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把企业家应具有的精神品格概括为五个方面。
1．强烈的事业心。新教徒们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个人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他的天职。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对于企业家们来说，其天职就是经营好上帝赐福于他的物质产业，并努力获取不受需要限制的利润。“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对此，企业家们一方面要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组织生产，监督劳动，另一方面要深入到消费者中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征求他们的意见。而这只有那些“具有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的企业家，才能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不可缺少的信任。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才经营事业，不停地工作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
2．理性地追求利润。新教徒们的行为外在地看来似乎只是表现为对利润的无限制的追求，但是，它在本质上却和对金钱的贪婪截然不同。就像韦伯所说的那样，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这本身与资本主义不相干。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同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它按照理性来追求利润，对获利的经济活动要进行核算。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本质是经济核算，通过严格的核算，合乎理性的组织资本和劳动，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要达到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3．禁欲主义的生活观。禁欲主义使新教徒们，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要勤劳、节俭、朴素，并把致富成功视为上帝祝福的象征，另一方面遵守禁欲品行原则，竭力反对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够提供的一切。他们认为“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因而也就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它们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新教徒们把这种非理性的财产使用斥责为肉体崇拜，认为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财产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他们又赞同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的需要。禁欲主义的生活观，在实践中，使新教徒得以集中精力于经济活动，同时，摒弃物质世界的奢侈极欲，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4．倡导劳动致富。新教徒们认为，财富的聚集只要来自于勤奋劳动是许可的。时光无价，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更何况上帝已显示给“选民”合法盈利的机会，人们应服从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辛劳致富。他们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因为这样“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韦伯认为劳动致富对弘扬资本主义精神作用重大。“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5．主张诚实公平交易。新教徒唯有在信仰领域才不同异教相处，而在其他交往方面则持诚实公正的态度。“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也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那些非理性的和投机的性质，或趋向于凭借武力以获利的行为，与通过交换来谋求利润的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他们强烈反对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谋取利益，主张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的、合法的获利。他们也不用财富去获得权力和声誉，而是“一向注意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从不自吹自擂，从不对自己的权力沾沾自喜。相反，他们常常为自己的社会声誉的那些外在标记而感到窘迫不堪”。主张诚实守信，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信用就是金钱。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依附于政府，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企业家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基本完成，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家队伍正在我国形成。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企业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求他们通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磨练，成为具有高尚品格的企业家。在我们探讨一个社会所要求的企业家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品格时，马克斯·韦伯对企业家应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无疑对我们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1．企业家对经济业绩的追求，必须与经济伦理取得内在的密切联系。因为创业是一个完整的多维世界的创建过程，不仅仅包含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而且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那就要求每一个企业家把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行为，不仅仅看作是成就自己个人的幸福，同时，也是促进他人的福利和社会的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动力。这样，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如何以追求和创造财富为标的来理性地安排自己的一切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责任。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企业家假如都能严格按照这种天职来生活，把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他就会成长、发展和变得有价值，反之就会衰败和灭亡。“能够长期不败的企业家不会对每项交易都抱着私心，而是关心公正以及使他的同事获得回报。有时候好的行动不会被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关心其他人和做正确的事，可以得到回报”。
2．企业家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视为神圣，事业的发展应是个人的终身追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在自传中写到“企业与社会”时说：“我认为只有一个强大、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只有健康的企业才能提高并丰富人类及其社区的生活。一个强大的公司，不仅仅通过纳税这一主要方式服务于社会。它更为全球提供了符合和超过安全环保标准的世界水平的设施。”中国企业家们要从当年为摆脱个人贫穷追求小康生活的最初创业动机中走出来，提升自己的发展观，使企业健康成长。在企业内部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把个人创造财富的行为逐渐转化为一个集体的致富行为；在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股票上市演变成为社会公众公司；家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外来投资者和给予员工股份，使原先由家族控制的财富分散化，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企业的生存之本，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只有社会繁荣富足，个人才能基业长青。这才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3．在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有意识地倡导这种经济伦理是十分必要的。正如韦伯所认识到的那样，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的来源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企业家不仅意味着财富的多少，更意味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倡导和培育企业家精神，能够为他们的不断进步提供思想动力。诞生于20世纪、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正在经受二次创业考验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要通过自己手中握有的巨额财富为社会创造福利。依此标准来衡量，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企业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有资产而没有责任的企业家肯定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经济领袖，而有资产又有责任的企业家则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要积极倡导与企业共同发展的事业志向，恪尽天职的工作态度，诚实守信的职业信誉，尊重他人的关爱精神，精打细算、节俭积累、辛勤劳作等优秀品质，并使其渗入到企业家的人生态度中，逐渐形成一种理念并在整个社会占支配地位。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经济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