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位置(Class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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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位置是指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使用的一种典型的可能性，即获得物质资料、社会职位和个人内在满足的一种或然性，“可能性”的大小依赖于对物质资料和技术的控制，依赖于在一定经济秩序中获得的收入。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认为，“阶级位置”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因素:“市场位置”(market situation) ,“工作位置”(work situation)和“身份位置”(status situation)。
在阶级分析的理论传统中，从市场领域出发定义阶级的经典阐述源自韦伯，他首次提出“市场状况”的概念并论述了“阶级状况等于市场状况”的观点。韦伯的市场取向的阶级概念是这样界定的:约束阶级成员生活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而这种决定因素是通过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资源占有、交换能力及获利利益来表现的。也就是说，市场资源占有的多寡、市场交换上的表现决定了成员的阶级地位，从而形塑并制约其生活机会。韦伯明确指出:“在市场上的这种机会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阶级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
韦伯将个体在市场交换中的市场能力与其生活机会不平等问题连接起来的思想给后人以极大启发。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新韦伯主义者不仅察觉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及社会结构形态变迁中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而且对决定人们生活机会的内在机制的转变有所洞见，工作组织内的权威状况(工作状况)及其对成员的约束性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基本逻辑而言，后世学者对韦伯思想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市场结果测量论。韦伯所谓的市场资源在决定成员生活机会上的意义固然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在市场中得以交换并最终实现其价值。洛克伍德开拓的思路在于，从“市场结果”的角度对韦伯的“市场状况”进行重新诊释。洛克伍德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从“市场结果”(经济地位、权威地位和声望)的角度来研究阶级定位问题，其研究的创新性在于提出了“工作状况”(即组织权威)作为定义阶级位置的一个标准的意义和价值。洛克伍德在其以办公室职员群体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黑套工人》(The Blackcoated Worker)中指出，如果说办公室内部的横向部门分割与纵向权威等级分化并没有彻底切断职员与管理者、监督者之间的亲密和私人联系的话，那么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隔阂则是明显在扩大的，原因在于彼此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威关系链条上。
(2)结构性位置论。在当代社会，社会成员带入市场中的资源与其所获得的报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性的因果关联。相比于市场能力和市场资源，个体在市场关系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对其机遇和命运而言有着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的意义。沿袭洛克伍德的思想，戈德索普等人的理论努力就在于寻找那些约束个体生活机遇，同时又独立于个体所占据的位置的社会结构性位置。在戈德索普看来，阶级由共享相似的市场状况和工作状况的职业群体聚类构成，他们占据着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组织内相似的结构性位置。相比于洛克伍德，在戈德索普那里，“工作状况”逐渐“游移”到阶级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指出:“阶级成员在工作状况上的一致性—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完成角色过程中做出决策的权力，是其市场状况(即社会经济状况)一致性产生的基础，应被看做基于更基本的水平上”。原因在于:出于对组织外部性的考虑和回应，为保持雇员的工作与组织的目标、利益、价值相一致，雇主就必须授予他们关于某项专业职能责任，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合法化的权威领域和做出决定的领域。因此，那些实践着雇主下放权力的雇员与未获得下放权力的雇员在与雇主的关系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报酬的水平和管理权限的大小相关”。由此可见，各阶级在市场状况上的“优越”与“低劣”，更多地是由其在组织权威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的。
(3)阶级结构化论。吉登斯对韦伯思想的发展沿着“阶级结构化”的路径展开，他并不认为成员拥有的市场能力直接决定了其阶级位置，因为市场状况纷繁复杂、无穷多样，如果从直接的市场能力出发定义阶级，那么也会出现无穷多样的阶级。因此，吉登斯主张从这些市场关系中，将作为结构化形式而存在的阶级辨析出来。他认为，在确定的市场能力和阶级形成之间还有一个阶级关系的结构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市场能力可以产生一个无穷多样的相互交错的利益的复合体，但阶级类别的数量却是有限的。阶级的直接结构化有三种形式:生产性企业中劳动分工、企业中的权威关系、分配性群组。其中，权威关系的分化不仅能强化劳动分工对阶级关系直接结构化的影响，而且权威本身的支配与服从体系也会带来组织内的地位分化。吉登斯明确指出:“企业的权威结构……应该被看做是促进阶级关系结构化的一个因素……即把权威看做是引起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间一般阶级分化的一个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