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劝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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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一个企业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活动。企业之间交易的时候免不了要交际应酬、人们总是在谈生意之前吃饭喝酒，只要生意能够成交，合同大多都是在酒桌上签订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洒桌文化”。
中国人酿酒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远古时代，酒桌文化或者说劝酒文化也有很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劝酒文化算是酒桌文化的核心。在中国的“酒桌文化”语境里，酒更多时候是被作为一种工具使用，一种让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诚意与能力”的工具。[1]
在古代官场上，酒宴成为官员们交际的场所，酒就成为“政治液体”，人们以敬酒和回敬等种种礼仪行使为官之道。劝酒本身是一种礼仪，但是在历史中，礼仪变质成为与利益相关的工具，敬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了不知道回敬则是不懂人情世故。[2]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为了混迹这些酒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桌文化搞得复杂难测。[3]
中国酿酒最初起源于夏初或夏朝以前的时期，距今已经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夏朝初年，仪狄就用桑叶包饭酿成“酒”献给夏禹。
中国古代的筵席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较之上朝时的紧张严肃，宴会时团结活泼的气氛更能把一些事情悄无声息地敲定下来。根据史料记载，好宴饮的唐人一般会从上午就开始吃吃喝喝，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才散场。而到了清朝，很多朝廷举办的宴会甚至会夸张地持续三五天。这时宴会既是填饱肚子，也是社交娱乐，更是政治活动。
一顿饭吃这么长的时间，众人除了观看歌舞表演、欣赏乐器演奏，自然就是相互间谈话。话聊得无话可说的时候，自然就只有喝酒。干喝也无趣，于是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就出现了。我们熟知的“酒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有趣的是，劝酒源于敬酒。在古代，敬酒是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敬酒一般是下对上，相对没有强制性。但上对下的敬酒，是必须回敬的，这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
根据史料记载，张飞喜欢在军营中召集众军官喝酒。猛将张翼德劝的酒大家都必须一口干，谁要是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据说当时他的下属曹豹不会喝酒，连连推脱。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将士求情，张飞才改为抽他五十鞭子了事。
现在的酒桌上，为了使客人多喝一些酒，主人会说很多劝酒辞令，说出各种各样的由头劝酒，被劝酒者也会或灵活或强硬地找各种对策推辞。很多半熟不熟的人就在这一唱一和中，建立起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
酒和桌组合在一起才有了中国特有的酒桌文化。中国人的餐桌上历来会劝客人吃好喝好。这个“好”的标准自然是多吃些多喝些，这样才能显出主人家的热情好客来。这其中酒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人们交际的媒介物渗透其中。.
有趣的是，酒桌文化的主角是酒，但是核心永远都不是酒。甚至有些时候围绕着酒桌背后牵扯的利益、尊严、面子，人情会直接压过酒，让它彻彻底底地沦为一件工具。
如果追究“酒桌文化”的根源，酒并无对错，喝酒的人才是主角。一场酒局，就像是一个延时摄影模式下的小社会。人情世故的百态，人来人往的变化，人云亦云的退缩，人模狗样的张扬，都在短短一场酒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历史传说中不乏与酒有关的佳话。但当下，酒桌呈现出很多不良风气，入此局者深受其害，却又难以脱身。
《酒杯里的中国》作者李冬认为，中国人喝酒，其中有传统文化的因素的影响，追溯到古代，喝酒是隆重场合的一项活动，是祭祀文化的部分。另外，中国人喝酒一些情况下包含个人情绪，酒桌经常被当作表达或发泄情绪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酒杯里还包含了感情和面子，这让喝酒这件事变得复杂很多。”
“酒桌是一个舞台，酒桌上的行为常常被看做礼仪和个人性情的体现，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有的人摆酒喝酒动机不良，敬酒劝酒目的不纯，让中国酒桌呈现出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李冬认为,酒文化里存在一些糟粕:通过酒桌审视别人，把喝酒不豪爽与办事、交朋友不实在划等号，借此强行劝酒；酒桌上，把情面、私交与公事混在一起，借敬酒增加他人心理负担。[4]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