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CS)
目录 |
跨文化敏感性是指在不同文化交汇的情景下用灵活的方式应对文化差异的能力。它被认为是多文化工作团队取得成功的最好指标之一。
西方许多研究者对ICS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由于各个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差异，对于跨文化敏感性的定义、内涵、特征等的看法和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建立了不同的模型。以下将对各个理论模型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
在跨文化沟通的研究领域中，ICS被认为是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最重要的要素。1976年，Ruben提出了七个判定跨文化沟通胜任力的维度：表达尊重、相互作用的姿势、知识层次、同情心、角色行为、相互作用管理和对模糊性的忍受。 随后，他(1989）指出ICS是跨文化能力的因素，属于信息转换能力，即在接收和解释信息时对信息的处理达到最小程度的丢失及扭曲。在这里非言语行为（non-verbal behavior）是ICS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非言语行为的敏感性是跨文化适应和工作绩效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预测指标。由此可见对ICS可以定义为：在言语及非言语沟通中推断他人的感受和想法并做出正确的反应并实现双向沟通理解的技巧。其主要特征在于容忍模糊性、改变自我中心和自我监控。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ICS在跨文化交际的认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其重要性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其一，Hoopes（1981）和Pedersen（1994）认为ICS认知成分是获得对其他文化敏感性的第一步，对另一种文化的意识和知识是理解文化差异的关键。而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可以使敏感性从情感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其二，研究者Triandis（1975）和Albert（1983）在解释中引用了归因理论。归因理论认为归因作为“无意中的参考”对行为提供了强大的认知工具，它的重要作用在于解读人们的行为。人们必须对行为做出合理的归因才能表现出令人接受和适宜反应。Triandis（1975）将高敏感性定义为“同构归因”。因此ICS是发展出同构归因的认知技能，是对目标文化的知识及其归因逻辑的掌握。在这里ICS的主要特征为对文化知识及差异的认知上的掌握，以及对文化差异做出同理性归因的归因技巧。
许多研究者认为ICS是取得跨文化活动成功的主要因素，它属于更广阔的概念——跨文化胜任力，ICS是跨文化胜任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们对ICS提出了自己的见Cleveland等人提出了文化同感（cultural empathy）的概念，认为ICS是“理解另一种文化的逻辑和一致性的技巧，以及避免对文化差异进行消极归因的自觉性”。显然这一定义带有认知色彩。
Brislin（1983）对ICS做出了更为丰富和动态的解释，他认为ICS具有两大特征。其一是容忍性人格，包括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对变化中的社会知觉地接受，适应模糊情景，人际交往的耐心，对社会现象有广阔的灵活的观念。其二是社会关系，指的是同感、接纳和角色转换的能力的组合。
Kealey和Ruben（1983）从人格特征去定义ICS。他们认为具有如下人格特征的人是高敏感性的人。他们是：开放的，对他人和他人的思想感兴趣，善于在人群中建立关系和信任，对他人的感觉和思想敏感，对他人的态度积极且尊敬，不武断的人。同时又是自信的，能带头起表率作用，在模棱两可的环境中保持冷静和灵活的人。
Bhawuk和Brislin（1992）把ICS描述为“一种对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及对其他文化中人的观点敏感性”。在这里ICS具有两个特征：开放的思想，即乐意接受他人的观点；灵活变通，即根据文化情结的要求适当调整行为的准备状态。这一定义开创了从行为的角度来解释ICS的先河，ICS不仅可以用情感指标来衡量，也可以用灵活改变行为以适应某种文化的程度来测量。Bhawuk和Brislin还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测量ICS的工具
Bennett（1986，1993）等一些心理学家提出了ICS的发展模型DMIS（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他们认为ICS是个体对文化差异的一种组织或建构倾向，是从民族中心主义到民族相对主义的连续体。个体的ICS具有六个成长阶段：
第一，否认阶段（Denial），不存在文化差异。“否认”是民族中心主义最纯粹的形式，正如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一样，完全以自身民族为中心的人不会考虑文化间的不同。这一阶段通常表现为只感知异国文化中熟悉的事物或只能对其他文化作广泛模糊的归类。
第二，防守阶段(Defense )，文化差异较弱。在这一阶段，人们意识到了文化差异，但持审慎的态度。并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可行的，比其他文化高级，世界被组合为“我们”(us)和“他们”（ them ）。
第三，最小化阶段(Minimization )，文化差异可忽略。在这一阶段，人们把自己的文化世界观视为普遍的，把所感受到的文化差异囊括在人类相似性的分类下面，如需要和动机，或者是宗教、经济和哲学观念，认为交际中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第四，接受阶段(Acceptance)，文化差异呈中性。这时，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文化只是很多种同样复杂的世界观中的一种。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个体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区别建构起元认知，能体验并平等看待不同的文化。
第五，调适阶段(Adaptation)，文化差异呈正向积极态势。人们能够产生同感，即接纳其他文化的视角或转换原来的参照框架，愿意改变行为和态度去适应不同的文化规范。
第六，融合阶段(Integration)，文化差异已成为自身的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将自己视为任何单一文化的一员，个体在不同的文化世界观中自由进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边缘建构自我身份，而不再处于某一种文化的中心。
可以看出ICS发展的前三个阶段构成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个体自身所属的文化被认为是现实的中心。而后三个阶段构成民族相对主义的态度，即个体把自己的文化看作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放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体验。
Thomas (2003)提出了更动态的跨文化敏感性发展的过程模型：跨文化行动—学习模型。这一模型不仅说明了跨文化敏感性发展的阶段，而且解释了其是怎样发展的。Thomas认为跨文化敏感性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文化的领会、接受、赏识和有效利用的能力。跨文化敏感性是个体学习和发展的结果，其中人格特征和情境条件存在交互作用。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进行互动时，能够从对方角度去理解、沟通和合作，双方在令人满意的交互过程实现各自的目标。该模型提出，在跨文化交汇的情景中要达到更高水平的跨文化胜任力，需要具备行动潜力(即立场转换能力)、行动可靠性、行动灵活性、行动创造性、行动的转化能力(能够将胜任的行为应用于不同的跨文化邂逅情境中)。Thomas的理论是一种学习过程理论，突出学习的本质——变化和发展，强调通过跨文化学习以后得到新的行动能力。但其跨文化行动—学习胜任力模型比较庞大，在跨文化情景下糅合了人的各种心理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