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冲突（Meada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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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追求内、外部均衡，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
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是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的在固定汇率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冲突问题。即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部均衡和外部平衡。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同时兼顾的情形。
例如当一个国家同时面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国际收支逆差时，或者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时，政府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内部均衡会导致外部经济状况距离均衡目标更远。米德冲突的缺陷在于，他针对的只是固定汇率制度下的情况，同时也没有考虑资金流动对内外均衡的影响。
在现实条件下，米德冲突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际收支顺差与通货膨胀并存，二是国际收支逆差与就业不足共存。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标：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均衡；内部均衡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
詹姆斯·米德（J·Meade）认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实现国际收支调节使之均衡的政策，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贬值和升值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主要采用开支变更政策，开支变更对上述4个目标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窜。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过去十年间，中国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分别是在2003年和2007-2008年期间，而本次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米德冲突”现象则尤为典型。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储蓄率过高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尤其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扩大，2012年的贸易顺差已升至2311亿美元，外汇储备则高达3．31万亿美元。可见，此次中国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较前两次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独特现象。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名义汇率启动单边升值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2％。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暂时停止升值。2010年6月开始，人民币名义汇率重新启动单边升值，截至2013年7月底升值幅度接近9．5％。依照正常逻辑，国内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会促使国内居民将本币替换为外币，并使得本国产品昂贵，刺激人们增加进口，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亦上涨，国内投资者将资产投资转向国外，从而导致外汇需求增加，本币需求减少，人民币名义汇率本应贬值(即对内贬值应伴随着对外贬值)，为什么反而升值?除了国外各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居民海外投资渠道不畅等因素之外，我们可从内外均衡之间的传导机制出发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今年中国CPI指数7月份创下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到15.4%，肉类价格同比上涨45%。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的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按下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高高跷起。
文章指，一旦中国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紧缩政策，最后将是国内需求减少，更多的产品在目前的开放经济中到境外寻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迭高不下，外汇占款氾滥、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冲动。
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目前国内的消费和投资，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目前的中国通胀压力雪上加霜，而其它许多针对贸易顺差的政策，在它们改变国内需求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为避免米德冲突，就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满足所谓的丁伯根法则。但是“丁伯根法则”看上去在中国已经碰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药方仍未使高烧不退的中国经济回春。
建议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许，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冲突，可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合作来解决。但是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全球流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不到万不得已西方绝不会允许中国进口。而中低端的消费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即使任由美元在风雨中飘摇，财政和贸易赤字都在历史高位，也绝不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对中国来说，与其在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害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目前倾向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胀涨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引导热钱流人资本市场
数据显示 ，外贸进口及外商直接投资(FDI)双双快速增长是我国外汇过度供给的原因之一。2004年 1—10 月份全国进 口4687．2亿美元 ，同比增长 34．5％。2004年 1-9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86．92亿美元 ，同比 增长 20．1％。所以，要缓解人 民币升值的压力，就要从源头上控制外汇供给增加。目前 ，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已经 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我国仍实行资本项 目管制 ，以各种名义流人的流资 (短期资本 )很难 再流出中国，这部分流资就会暂时流人到盈利空间较大的房地产市场及资本市场等领域 ，并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我国经济，刺激部分国内需求 ，给我国经济平衡增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疏导已流入我国的这部分流 资 ，将这些流资疏导到需求不旺的一些经济部门，而不是放任其继续流入需求本已旺盛的经济部门，从而降低 流资对我国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是 目前的热门话题 ，而开放资本市场是分流这部分流资的重要通道之一。目前 金融改革需要借助于资本市场 ，大量国内企业急需融资及上市，尽管 “积重难返”的资本市场正在倡导制度变 革 ，但制度改革又非一 日之功，资本市场面临的短期矛盾是资本流入严重不足 ，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是当务 之急。此前，QFII已经入市，保险资金和企业年金也被允许入市，我们可以尝试允许这部分流资入市。这样 ，不 仅可以阻止这部分流资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而且还可以增加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当然 ，有人也许 会担心 ，如果这部分流资炒高了股市 ，是否又会对股市产生冲击呢?其实不然，如果真把股市炒热了，我们还可 以增加股票供给量 ，还可以适时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股权分置问题。
（二）外汇市场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
将美元做市商制度引入到我国外汇市场 ，人民币升值压力将由目前人民币资金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接盘 ， 可以让有实力的银行利用 自身的优势 ，为中国的外汇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进而为央行逐步淡出外汇市场创 造条件。目前 ，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短线资金非常充裕 ，7天期回购利率曾跌破 2％大关 ，如果国有 商业银行承担美元做市商职能，即使有再多的美元抛盘，相信这些商业银行也能接下。如果央行逐步淡出~,FtE 市场 ，我国目前 的基础货币投放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由占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将会慢慢收窄 ，公开市场将会成为央行吞吐基础货币更为最重要的渠道。美元做市商制度的形成 ，我国央行在~,FtE市场 的被动接盘者地位将被削弱 ，而各大商业银行将填补由于央行的淡出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随着美元做市商制度 的出现 ，央行或许会逐渐减弱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参与程度。央行最终会淡出外汇市场 ，只有在币值发生剧烈波 动的情况下，才会直接或间接介入。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淡出外汇市场 ，在国内的 最主要的影响是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 ，因为央行介入9t,fE市场实际造成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共同困境—— 外汇 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较大 ，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如果央行淡出外汇市场 ，转而由商业银 行利用 自有的人民币资金来保证外汇市场的正常运行 ，央行就无须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减轻了 通货膨胀压力 。
（三）加大进 口和“走出去”力度
贸易和投资双顺差是高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积极支持出口的同时，加大进 口力度 ，特别是利用外 汇储备充足和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有利时机 ，加大对能源 、先进技术和设备等的进 口；建立重要物资战略储备 ，保 证能源等战略物资的安全 ；促进重大技术和装备的改造 ，加快技术进步和制造业的现代化。由外汇储备转换为 物资技术储备。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大对走 出去的支持力度，提供政策性的优惠和用汇上的便利。
(四)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针对经济运行形势 ，必须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坚决控制投资过快，重新加强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 ，对商 业银行的贷款自主权予以监控 ，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项目要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 。 中央银行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 、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贷款，是中央银行在当前形势下，为抑制通货膨胀这个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配合使用的三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