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Modern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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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部门，其核心是现代生产者服务，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政务服务、信息技术与网络通信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物流服务，以及一部分被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服务等。
从产业性质看，产品具有无形态性、中间消耗性以及经验性商品而非搜寻性商品的特征，是现代服务业的三个重要产业特性；从企业战略活动的方向看，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泛化，生产者服务逐步从企业价值链中分离出来，成为增值最大、也最具战略性的高级环节；从产业的市场结构看，由于其供给多是“量体裁衣”式的“订制化”生产，因而差异性极强、替代性较差，产业竞争呈现出垄断竞争的特征；从生产要素和产出性质看，由于其提供者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专家组，且多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主要投入，因而其产出中包含密集的知识要素，可以说是生产者服务将日益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导入了商品生产过程；从空间载体看，生产者服务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性，因而是调整城市功能以及增强城市辐射功能的重要手段。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它不像其他许多经济学词汇那样是源于西方的学术文献，而是最早出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十五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业结构转换特征，认为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这个论断实质上可视为对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配第和克拉克经过大样本观察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逐步由农业向工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但配第和克拉克没有指出劳动力在农业和服务业内部的分布变化。十五大报告通过引入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将农业和服务业各自一分为二，进一步描述了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结构的演变特征。此后，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的报告均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主要包括增加值和就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现代服务业提出的背景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人类的认识活动也逐步深化。服务业概念是在三次产业划分的基础上提出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最近又提出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其基础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一）服务业概念的起源和内涵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西方不少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揭示过第三产业的经济范畴及发展规律。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埃伦·费希尔在其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概念，并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划分，从而形成三次产业的分类法。按照费希尔的观点，“第三产业”泛指旅游、娱乐、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和政府活动等以提供非物质性产品为主的部门。
1957年，克拉克丰富了费希尔第三产业概念的内涵，把国民经济结构明确地分为三大部门，即：第一大部门以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等；第二大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第三大部门是服务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性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律师事务和服务军队等。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全球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大趋势， 服务业在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 2000 年全球服务业增长值占GDP 比重63%， 主要发达国家占到71%，多数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已经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
（二）现代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快于传统服务业， 1970—1986年间美国现代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分别增长了173.3%和200.8%，远高于传统服务业91%和85.3%。作为现代经济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当前，以现代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转移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2004 年9 月，联合国贸发会议直接投资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之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转向服务业，从1970-2002 年间，服务业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5% 上升到60%，而制造业则从42% 下降到34%。
现代服务业提出的背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随着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出现的产业结构的软化现象，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和知识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事与知识劳动有关的白领工人大量增加，知识密集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随着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制造业价值创造活动中的一些环节独立出来，如研究开发、设计、后勤供应等，制造业的服务成分不断增加，如技术支持与培训，售后服务等；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对信息技术服务的大量新需求，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就业岗位，扩展了传统服务业的内容；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大量应用，扩大了服务业的市场，推动了传统服务业的产品和过程创新，传统服务业向新型服务业转变；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总体上讲，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总量和经济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市场化。现代生产者服务的外部化进程与专业化发展取决于市场需求的强度和实际容量。政府加快放松管制的市场化改革，也能促使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
二是物质化。如果不能物化，知识就无法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和财富。知识的物化必须通过机器设备、数据存储介质等硬件来实现。现代复杂的机器设备一方面包含了人类积累的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生产更高级的机器来实现人类知识的叠加和放大。由于知识的生产及物化在专业化分工体系中是由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承担的，所以，向商品生产部门源源不断地投入各种形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成为这个部门的基本职能。
三是专业化。专业化生产者服务具有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性，同时还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效应。与垂直一体化的内部生产相比，专业化生产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更具有竞争优势。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中的“外包”，就是基于竞争压力和充分运用比较优势作出的理性选择。战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了生产者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而我国目前由于市场信用差、交易费用高，缺乏分工协作等现代意识，许多生产者服务都是由企业内部自行提供的。
四是标准化。只有实现服务技术和产出的标准化，服务企业才会更容易实现复制式扩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从依赖个人经验的作坊式生产向社会化大规模生产的转变。例如，麦当劳做成了标准的大规模连锁企业，而很多美誉度、知名度极高的中餐却因未能标准化而只能长期维持单体店规模。这个对比案例是很有说服力的。
五是迂回化。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过程的迂回化特征和智力资本在其中的巨大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举例来说，相对于用简单工具建设道路而言，通过使用高级机械和测量设备来建设高速公路，就是迂回化生产。生产过程越是迂回化，产业链就越长，附加值就越高；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越大，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也就越重要。而生产者服务正是把智力资本引入商品生产部门的通道和飞轮。
六是信息化。信息产业发展本身就代表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因为信息化既可以创造对服务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又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水平，改变现代产业竞争的基础。
首先，树立服务是生产性劳动的观念。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提供服务是非生产性劳动。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服务也具有生产性，而且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其次，深化对资本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决不单指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忽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国家，就无法大规模发展现代服务业。
第三，打破行政垄断。我国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障碍，在于交通、流通、金融和通信等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国外经验表明，放松管制、降低产业进入壁垒、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竞争会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第四，构建专业化分工体系。要通过各种举措引导企业实行主辅业分离，其中最根本的是强化企业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真正推动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观念，充分利用专业化分工效应来降低成本。
第五，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比如对高科技企业，在注册和上市方面应放宽对其物质资本的限制条件；在财税方面应允许其提足进入成本的研发费用和培训费用。
第六，应加大对生产者服务活动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促进服务业集聚式发展。
第七，应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如通过引入竞争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通过开放引进国内紧缺的关键性人才，促使有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等，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培育竞争优势。
所谓现代服务业是指当前那些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外溢效应，从而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一旦明确了现代服务业的上述功能，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服务经济”的影响作出明确的判断。
自二战之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日益提高，目前已经达到70%左右，学术界称该经济形态为“服务经济”或者“后工业社会”。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服务经济可能引发的后果，但相关观点莫衷一是。“乐观派”认为服务经济的兴起是所有国家在经济进步过程中呈现的最具一般性的规律，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会产生结构奖赏，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悲观派”则把服务经济崛起视为“非工业化”，认为其有可能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导致国家未来国际支付的恶化。Baumol（l967）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前提假定，通过构建所谓“成本病”的非均衡增长模型，为持否定意见的一方提供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
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答案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具体的服务业结构形态而变化，也就是说要看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如何。在工业化前期以及更早的阶段，满足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部门占据整个服务业的主要份额，由于消费型服务产品劳动密集性和定制性程度较高，难以运用自动化的生产技术，其生产率通常会远远低于工业。而且，作为满足最终需求的部门，它无助于延伸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简言之，消费型服务业不能发挥较强的外溢效应。此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应着“非工业化过程”，往往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Baumol所说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但如今服务业已日益发展成一个内容庞大的非同质产业，同工业一样，其产品不仅包含最终产品，还包括中间投入品。此时，对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服务业发挥着Riddle（1986）所谓的“黏合剂”作用，充当着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角色，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Markusen（1989）利用经Ethier（1982）重新诠释的D－S函数①，将生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引入模型，描述了生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进行生产服务贸易的积极意义。Markusen认为，发展生产服务业意味着在增加中间投入品的种类，这可使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更多更先进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采用了更加迂回的生产方式，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2]。
从功能方面看，现代服务业的关键特征是能够发挥较强的外溢作用。从表征方面看，现代服务业指那些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3]。可见，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在表征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微观管理基础。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在某些服务行业中的使用，改变了这些行业的服务产品的生产组织形式和传递方式，从而部分乃至完全改变了服务产品以往的诸多特性，比如低附加值、生产消费同时性、低规模经济性等，使服务产品同工业品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不考虑生产服务业扮演的过程产业角色，现代服务业同样可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被服务业广泛使用的背景下，Baumol非均衡增长模型中有关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将渐进停滞的预示，可能显得过于悲观了。
目前，理论界对现代服务业外延的界定就主要是依据这两点表征。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点区别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这使得在现代服务业外延界定方面，出现了多种观点，可分别称之为窄、中、宽派。窄派观点认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同义语，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信息服务、科技开发、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4]。中派的观点认为现代服务业既包括窄派给出的范围，还涵盖借助信息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生产服务业[5]。宽派观点则将那些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符合现代社会文化理念、适应现代人生活品质的各类消费服务业，比如社区服务业、保健服务业等，也纳入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周振华，2005）。
在实践中，我们该采用上述哪种现代服务业的界定标准呢？从我们给出的外溢功能标准看，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经信息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生产服务业划归现代服务业，应该没有疑义。但现代消费服务业是否也应该划入呢？我们倾向于做肯定回答，原因如下。首先，21世纪经济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人才的竞争，而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消费服务业，无疑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现代消费服务业可以通过有助于“人才洼地”形成的途径，发挥着对整体经济的外溢作用功能。其次，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中，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服务业正承担起破除工业体制改革“瓶颈”，减轻改革阵痛的功能。即使在信息经济时代，现代消费服务业仍然属于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通过发展这类行业，可以为安置工业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渠道。我们可将现代消费服务业这方面的外溢效应简称为“外溢改革效应”。
止步于基于现代服务业的性质比较清晰地界定出其边界，对于指导各级政府制定匹配的产业发展政策，所能提供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首先，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区分是动态变化的，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界线。传统服务业以新技术、新管理方法改造后可以转化为现代服务业；当前被称为现代服务业的部门也可能随着历史推移逐步蜕变为后来的传统服务业[6]。因此，在实践中应避免把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异化为某几个行业发展政策的倾向。其次，由于不同区域在资源方面存在差异，而且资源又是稀缺的，齐头并进、不分主次地发展所有所谓的现代服务行业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各级政府在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时，最为关键的环节不是识别何为现代服务业，而是区分出哪些现代服务行业同自身资源最为协调。而力争实现能够做的（组织优势和劣势）同可能做的（环境机会与威胁）之间的匹配，正是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
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最直接相关的战略模型乃是波特的“钻石模型”。波特将产业竞争力置于企业、产业和国家这三个主体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特定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如下四个因素：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需求条件（包括需求结构、消费者的行为特点等），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对手。
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一个地区要想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就是要做好如下两点。一、在详尽分析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特点的基础上，识别出最具有发展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二、创造条件弥补上述四方面因素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使四因素能协调地发挥功能。波特认为，在钻石体系中，每个因素最终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因素的表现，任何一个方面出问题，都会限制整个产业进步与升级的潜力。
虽然波特的“钻石模型”是公认的经典的产业分析框架，但它以“一己之力”远不能胜任各地区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石的角色。因为根植于哈佛学派SCP分析范式的波特“钻石模型”，有着同SCP分析范式一样的弊端，那就是分析方法是静态的和单向的。用该理论指导各地区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虽比较全面地考虑了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但却忽略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反作用。事实上，完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通过发展在当初看来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借助现代服务业强劲的外溢效应这个“反向通道”，改善初始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状况以及企业特点，使二者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匹配，刺激经济达到更优的均衡。也就是说，事前貌似不理性的决策，在事后看来完全符合经济理性。
为囊括上述发展路径，各地区在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时，有必要引入动态的观念。在分析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资源条件时，注重分析现代服务业同这些资源条件的互动效应，优先发展那些最能实现“能够做的”同“可能做的”之间动态匹配的现代服务行业。这有这样，才能说制定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是正确的。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该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营销成本有可能持续超过竞争对手。
现代服务经济正在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
目前，发达国家基本确立了服务经济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也加快发展服务业，开始逐步向服务经济转型。而且，现代服务业作为服务经济时代下的支柱产业，正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主要表现在：
首先，现代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的主体，它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流，对提高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和质量，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现代服务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对GDP和就业贡献的增长主要源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等，这类服务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正是服务业经济不断深入的体现。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连续数年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成为仅次于中国的最优活力的经济体，也主要得力于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006年，印度贸易和金融服务的增长幅度达到了 9.5%，超过了其8%的经济增长率；印度人最引以为豪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更为印度的GDP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现代服务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新生产模式在产业中的渗透。随着现代服务业成为服务业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实现了想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产品结构也呈现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产业组织在经历了工业时代跨国化后，在服务业经济时代正在出现全球化、网络化、虚拟化、协作化的新趋势。
国际化大都市成为各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领头军”
国际化大都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通常指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较强影响力、较大人口规模和集聚扩散能力的特大城市，一般具有全球或地区经济活动控制、协调和指挥的作用。国际大都市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一个或多个突出功能，其影响力和辐射功能超越地区、国界，波及全球。
就产业发展而言，国际大都市在各个国家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世界不少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在20世纪70年代或以前就完成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这些区域制造业衰败过程中的快速发展，使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领头羊”；并且，由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区域的辐射半径，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强大。
目前，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北京、上海等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正在不断加速，向着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深入研究国外先进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及布局状况，对于国家有效的协调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