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经济
污染经济(polluti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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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经济指在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因受自然环境污染因素和人为污染因素的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受扰乱致使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恶化、人体健康和国民经济受到损害等所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
自然环境污染因素的影响包括：火山喷发、狂风吹入带来有害气体和悬浮物质造成的大气污染；大气层、水域和矿床中的射线造成的天然放射性污染；由于干旱造成的土壤与环境污染和暴雨、地面迳流冲来有害水质造成的水体污染等。人为污染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业废气、废水、废渣造成的污染，农药化肥使用不当造成的污染，交通运输工具排出有害气体、居民生活污水和废弃物造成的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等。这些污染，
①对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人造成损害，如职业病，使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或提前丧失劳动能力，增加医疗费、保健费等支出；
②导致生产条件恶化，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形成沙荒、盐碱地等；
③对资源本身造成破坏，如矿区恶化，减低或失去开采价值。所有这些都直接间接对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污染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生态经济问题，自然环境污染因素和人为污染因素的影响都导致正常生态平衡的破坏。保护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不受污染，在维持生态良性循环的情况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是生态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更大效益，要采取各种生态经济、技术措施，防治各种污染。例如，安装各种防治装置，综合利用工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觉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此外，还要采取法律手段来防治污染。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国197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要合理利用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造成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
凯恩斯认为，对封闭经济来说，不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总需求可记为D：A+G+cY，其中D 为总需求，A为投资需求和固定消费需求(自主消费)之和，G为政府支出，Y为国民收入(总产出)，e为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1。式中可得出经济的总需求由3部分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支出。简单说来，消费需求是指居民用于日常生活的支出；投资需求是指企业家用于新建工厂或扩大生产规模的支出；政府支出是指政府部门的日常费用支出和公共事业支出。企业家的投资与政府支出都假定为常量。只有消费需求分为固定消费需求(自主消费)和可变消费需求两部分，其中固定消费需求不依赖于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如人VI 规模、基本生存需求、传统习惯等，可认为是常量；而可变消费需求假设为国民收入(总产出)的线性函数，它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经济通常在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进行，而经济的总供给能力由全社会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的产出量决定。因此同需求相比，经济的供给能力无限大。经济的运行使生产者增加或减少生产，以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因而总需求决定了国民总产出。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总供给和国民收入 3者是相等的，所以Y=D=A+G+cY，
即
在未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总需求决定的总产出小于潜在的产出水平，此时供给力过剩。但由于此时的产出水平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决定，总需求不会自动增加，失业现象不会自动消失。因而凯恩斯提出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增加总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行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当G增加时，由前式知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总产出)也随之增加。
发生了环境污染后，由于救灾需要，政府支出会有所增加，同时环境污染可能会使许多环境资源被破坏、浪费，引起消费品损失，使自主消费需求增加，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将使总产出增加。并且根据乘数原理，总支出的增加量将是污染引起政府支出和消费支出增加量的1／(1-c)倍。边际消费倾向c越接近1，乘数效应越明显，污染给经济带来的正效应就越显著。庆元县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1993年开始转产染料，却无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将废液贮于池中，待下雨时直接排入河中，1998 年5月5日废水贮池阀门断裂，近300t超标2OOO～ 4OOO倍的具有强烈“三致”作用的染料母液直接排人松溪河、建溪和闽江，造成闽北有史以来最大的水污染事故，直接影响了3县(市)11个乡镇数十万民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下游几个水厂被迫停止供水累计约200多h。沿河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各行业被迫停产停业，农田，经济作物灌溉，水产养殖业等受到重创。污染发生后，国家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补救，另外由于缺水，所以对矿泉水、饮料等的需求急剧上升，水产养殖中大量种苗死亡，迫使水产养殖户对鱼苗、虾苗等的需求也陡然增加，等等。据上述凯恩斯理论分析，这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也带来了一定的正面效应。
在不发生环境污染时，如果政府将增加的支出用于生产性投资，由于投资机会的有限性以及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将导致私人投资减少，即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政府投资挤占了私人投资，使政府支出乘数效应的发挥受到影响。因此凯恩斯提倡政府进行非生产性支出。在不发生环境污染时，政府将增加的支出部分用于环境预防保护上，也会给经济带来正效应。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建立生态自然保护区，“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等措施，将会给国家经济带来积极的作用。
2、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补充
凯恩斯理论作了太多的简化假设，如假设投资需求为常量等，限制了它的应用，使其不足以分析复杂的经济行为。后来以萨谬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通过“收入-支出分析” (IS—LM分析)，可用来更深入地分析环境污染发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对于总需求，IS—LM分析模型中IS曲线说明了产品市场均衡时总需求和利息率的关系；LM曲线说明了货币市场均衡时总需求和利息率的关系。当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由两方程 (IS和LM曲线)决定了唯一的一组总需求和利息率的水平。可以得出，价格水平上升时，总需求减少，利息率增加；价格水平下降时，总需求增加，利息率下降。并且政府可通过调节投资水平和货币供应量改变总需求和利息率。
对总供给方面的分析，认为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社会的总供给能力增加，这种增加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在价格水平上升时的增加造成的。这种分析的含义是，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一致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是如何达到平衡的。再加上价格机制的伸缩性和资产效果，则在产品市场、劳工市场和货币市场中，均可由价格调整达到稳定的均衡。
然而经济一般运行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所决定的总供给没有达到社会潜在的最大总供给能力。因此，政府总可以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提高投资需求)和货币政策(提高货币供给)，使总需求曲线变动，实现充分就业、总产出极大化及稳定利息率的目标。
环境污染发生后，对总需求存在3方面影响：造成消费品损失，使居民自主消费增加；造成社会公共设施、原料和生产能力破坏，使投资的边际效益增加，带动自发投资倾向增加；使政府用于救灾的费用增加，提高政府支出。这3方面的影响均使在同样价格水平下社会总需求增加。
环境污染也使生产设施、场所及原料遭到破坏，使得在同样的价格条件下，能提供的总供给减少。因此这时污染经济就可能导致价格上升，以利用价格水平的上升造成的社会总供给能力增加效应来弥补可能的总供给减少，从而带来通货膨胀。进一步，污染发生后，需求受到刺激的模式下，对不同的经济部门有不同的效果。对于污染发生前属于经济发展瓶颈或产品供不应求的产业部门，污染将使供求比例更加失调，过于旺盛的需求只能靠价格上涨来抑制，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对于污染发生前属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部门来说，由于受到需求拉动，多余的生产能力被利用起来，带动了就业，并生产出更多的国民产品。经济系统在污染发生后的整体效果是这两方面影响的综合。
由于存在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影响，环境污染发生后，污染对经济的作用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于特大型的持久性污染，如大规模的原油泄漏等。污染发生以前，社会上总存在非自愿的失业。污染发生后，对总需求拉动较少，而对总供应打击则较大，污染的经济后果是使国民总产出减少，并伴有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现象。前苏联境内最肥沃地区之一的奥夫鲁奇市位于切尔诺贝利以西约80Km，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该地区的畜牧业及农业生产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当地已无干净的食品和水源，但乌克兰因汽油短缺又无法定期向奥夫鲁奇市153个村子供应食品。当地有282名医生，因辐射危险只剩下142名，而且医学院的毕业生已不再愿来此工作，苏联解体更是造成抗生素、止痛药、麻醉剂的长期短缺。灾后的政策以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为主。对一般性环境污染，如工厂排放SO2、汽车放NOx等，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伤害，用于医药等方面的自主消费增加，另外国家用于治理污染的费用增加，提高了政府支出。污染发生以前，社会上存在非自愿失业。污染发生后，对总需求拉动较多，而对总供给打击较少，污染的经济后果是国民总产出增加，并伴有轻微的通货膨胀现象。
通过以上3种观点对污染经济作了一定分析。从中可看出环境污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对经济带来正的效应。但以上分析均是从市场运作方面对污染经济进行分析，并未通过环境经济学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分析污染经济的行为。系统外部不经济性分析是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内容。环境污染尽管可能给经济带来正效应，但应当看到，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污染的发生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要追求一种优美舒适的生存环境，就不得不对这种破坏进行弥补。当污染的程度超过环境容量时，人们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从而被迫立即对污染行为进行弥补，而这种弥补在经济上是巨大的，使污染经济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小于污染本身产生的负效应；污染程度尚未超过环境容量，可以认为这种污染行为是对环境容量这种有限的环境资源的一种浪费，而污染经济的正效应正是这种无形的宝贵资源在当前的一种经济表现形式。但这种正效应是建立在对未来人们所能利用的环境资源的浪费上的，因而实质上是用人们未来大量的宝贵资源和资金来对现在的污染行为进行补偿，总体上污染经济的负效应远超过它的正效应。由此可见，污染经济不可能象其它经济形式一样带来经济财富的积累，相反，却是对经济财富的一种破坏和削减。
另外，有时污染经济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因素在其中表现不明显或者是环境污染的间接作用还未被人们完全认识到。如2001年7月初在邕江发生的特大洪水(简称“O1.7”洪水)是受第3、4号台风“榴莲”和“尤特”的影响而形成的，洪峰水位高达77.18m，超过警戒水位5.18m，给沿河工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其水体污染极其严重，最严重时达到劣V级。在此经济的影响分析中，就由于环境污染因素在其中相对较弱，而仅把对经济的影响归结为台风因素。又如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生产进程的加速，发现各种新型致病病毒的出现越来越频繁，因此这两者之间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除了其它因素，就环境而言，各类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人们患各种各样新的严重疾病。同样，这些污染也可能促使各种细菌、病毒等加速其变异过程，从而可能产生出危害极大的变种。今年严重危害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的产生应有这方面的因素，则非典对经济的作用就包含有污染经济的因素。尽管在各种新型传染性疾病产生时可能出现一些产销火爆的行业，如医药业、生产消毒用品的13用化工业、电信业、网络业、报刊业等等，但其自身在经济上所引起的负效应最终会给社会、经济与人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