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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财政学是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体制、政策和理论，探讨不同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约新兴的财政学分支学科。
比较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经济制度国家财政分配的关系，原则和规律性。主要研究财政科学的基本原理及经济与资源的最洼分配原则，探索适合不同国家财政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与模式。
比较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财政制度的比较。包括对不同国家的财政金融制度，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比较等．其中既包括对不同经济制度国家间财政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比较，也包括对实行同一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领域中宏观调节与微观调节的比较。(2)财政政策的比较。包括对各种租税理论、货币政策以及政府部门的财政控制形式和社会福利的比较。(3)财政效果和货币增长的比较。财政效果的比较分财政效益和金融效果两部分。前者指国家财政投入与产出效果的比较，主要适用于国家财政的宏观效果比较，后者属于微观的银行或金融单位的效果比较。货币增长的比较包括财政与经济成长及货币量增长与控制理论的比较。
比较财政学的产生可上溯到18世纪后半期。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丧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曾分别从罗马帝国到十世纪末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论证过经济政策和财效制度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本世纪末以来，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渐趋活跃，较早提出财政学溉念的是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他在1912年发表的《比较财政学》里初步建立了比较财政学的研究体系。40年代我国学者李超英出版吟《比较财政制度》对比较财政学的创立也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财政学在财政、金融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这门学科取得重大进展。80年代以来，田外的比较财政学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地方财政比较，城市财政比较，财政地理比较，以及投资效果和金融体制比较，成为当代财政学比较的新内容。
确定研究对象之后，研究方法的选择自然是新比较财政学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财政学自然应主要以实证方法为主，但也要注意与规范研究方法的结合。比较财政学强调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运用，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地向真理靠拢。无疑，这只是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具体说来，比较财政学的发展必须注意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第一，制度研究方法。比较财政学广泛涉及财政制度问题，因此，强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深入研究财政制度的选择问题。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进行研究；二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它不仅仅是新古典的，还应包括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需要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主张采取第一种定义的有诺斯、科斯、张五常等人，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已有广泛影响；第二种定义虽然与现实更接近，但它同样难以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缺少统一分析的弊病。比较财政制度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研究方法的运用。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研究方法。制度分析强调了制度是内生变量，而正统方法主要是要用已有的大量新古典分析工具。过分强调制度分析，可能会以偏概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去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而是将各种各样的现实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寻找现象发生的机理，探究理论的真谛。
比较财政学不能仅仅是对历史的比较研究，它需要新的研究空间。新时期的比较财政学何去何从?研究计划型财政与市场型财政是否还有意义?是否需要有新比较财政学?新比较财政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基于现实和理论发展的综合考虑，新比较财政学的发展趋势可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财政制度的比较，即计划型财政与市场型财政的比较。这个视角的研究目的之一是以史为鉴。这个视角的研究并不会因计划型财政的转型而缺少现实依据，失去研究意义。公共财政改革的起点是计划型财政，因此，这个视角的比较研究能够增进我们对改革起点的研究，减少路径依赖，摆脱路径锁定。早先的中国比较财政学较多地关注这一点，从这一视角开展的研究已取10比较财政学得丰富的成果。新比较财政学将继承和发扬这种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区别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研究，新比较财政学将更多地运用现代经济学工具，深入研究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制度的绩效问题。例如，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就可以在此得到应用。
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财政理论的比较，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财政理论的比较。不同的理论总是有其适用范围，产生于不同时代的理论往往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已有理论在新时期的适用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就中国已有的财政学研究成果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不同经济制度下形成的财政理论进行比较，对未来财政学的发展也有启发意义。从国际财政学的视角来看，或者从当代经济学界通行的标准来看，中国是否有自己的财政理论?这个提问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当然，如果具体的政策解释或说明可以算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一种理论的发展，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在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则我们的提问就不应该受到指责。基于此，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期形成的不同理论时，人们经常碰到的就是理论的“有无”问题，而不是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看法，从而人们可以对不同看法进行比较。
第一和第二个视角仍然是已有的比较财政学研究视角，这体现了一个学科的薪火相传和学术传统的延续。
三是沿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对不同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研究。财政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比较性的。有着相同的技术知识、为相同的市场所联结的财政制度安排，也会因时间不同和国家不同而出现差异。比较财政制度分析是新比较财政学的主要内容。各国财政选择制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和影响制度供需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新比较财政学应该对影响制度供需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从博弈论框架出发，重点研究个人和组织在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研究财政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帕累托不可比性等问题。这将为理解现实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制度的差异提供理论支持。
选择这种研究视角是因为，即使同是市场经济国家，各国财政制度也有较多差异。例如，就市场经济而言，有传统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之分，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有不同的市场经济，相应地，就有不同的财政制度。“比较制度分析”以东亚经济为现实分析范型，致力于促成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集中意识”从“体制研究”向“制度分析”转移和过渡。如果这种研究方法成功的话，那么比较经济学也将从以前的比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向比较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比较经济学可能从此获得新生，新比较财政学的特征也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当然，“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当中。实际上，该范式是要研究不同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这一目标尚在努力当中。有人认为，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比较制度分析”已有一定影响。青木昌彦所著的《比较制度分析》(Toward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已用英文、法文、日文和中文同步发行。该书是“比较制度分析”的集大成者，为这一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运用这种方法的新比较财政学将大有前途。
这个视角的研究还需要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或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对不同财政制度的经济绩效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判断不同财政制度在效率方面的优劣。另外，新比较财政学还有必要运用演化经济学方法，探究不同财政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规律。
四是对不同的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侧重研究不同财政理论的解释能力及其对财政制度选择的影响。例如，同是对市场经济财政现实的讨论，可能有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结论；或者说，即使是同样的研究视角，结论也可能不同。这样，就可以对这些不同的财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解释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财政理论共存现象，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财政制度异同原因，寻找较为统一的比较分析框架。这个视角的比较财政理论研究，与第二个视角一样，应更多借鉴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史的研究方法，如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巴克豪斯的《现代经济分析史》和斯蒂格勒的《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等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分析不同财政理论为什么出现以及理论演变的规律，从而区别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
五是对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的财政制度转型的研究。从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来看，这可以看作是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很有意义，是对过去没有的现象进行开拓性研究。从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其主要刊物，如《比较经济学学报》(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就集中研究转型经济问题，探讨改革经验与教训。这种研究目前还只是一种松散型的研究，或者说，进入了一个只就特定对象进行研究的阶段。比较财政学研究也可以采取类似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经济转型国家的转型方式不一，所呈现出的财政制度也必然不同。新比较财政学在比较不同的财政转型制度的绩效上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