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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外交，大致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以智库为主体、智库之间的国际交流；
二是以外国智库为对象与目标的国际交流，包括由本国政府官员到外国重要智库进行专题演讲，向外国智库派出访问学者等。
1、知识外交（Knowledgeable Diplomacy）
在知识外交中，智库扮演了“思想掮客”和“幕僚”的角色，主要任务是为外交系统提供思想、理念知识和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和建议，不直接参与任何具体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实践。比如美国人柯庆生在离开国务院后继续被聘请为美国国务院的亚太政策顾问、中国很多研究机构的专家参加外交部的政策咨询会等，都是知识为外交服务的活动。
2、二轨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
二轨外交是非官方或半官方人士（包括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和社会积极分子等）参与外交对话，目的在于寻找冲突解决和信任创建的机会。在二轨外交中，智库开始接受外交使命，参与官方外交对话，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开的、非官方论坛的形式探索实现外交目的的途径。按照参与程度不同还有二轨外交和1.5轨外交的差异。比如被称为东亚二轨领头羊的东亚思想库网络、“9.11”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的智库参与等，都是二轨外交或1.5轨外交的典型案例。
3、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
公民外交是普通公民无意中或者精心设计作为国家代表参与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体育交流等国际交流，进而为两国外交关系创造机会之窗，特别是当两国官方交流渠道不可靠或者不畅通的时候，公民外交就是理想的外交工具，它可以补充官方外交甚至突破官方外交的限制。冷战期间的物理学家罗伯特·W.富勒（Robert W. Fuller）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的访问就对缓和美苏冷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公民外交中，智库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自主，对外交的参与仅仅是“呼应者”的角色。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智库网络化趋势加快，智库的此种公民外交影响力必将稳步上升。
从外交知识化和知识外交化的交互运动的大格局出发，智库外交的形式远远不限于以上三种，只要立足外交需要，充分考虑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就完全可以拓展智库外交的新空间。
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美主要智库的集中地，智库又称思想库，不仅是美国政策思想与对外战略的重要发源地，也是美国社会与政府（包含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纽带与旋转门。专家学者在智库与政府之间来回穿梭，今天的政府官员与政策制定者，往往就是昨天的智库专家；而今天的智库专家，很可能明天就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执行者。美国的智库为数众多、机制成熟，对政府决策与公众舆论的影响非常大，在美对外关系中更是举足轻重。因此，有关国家与地区相当重视对美智库的研究与交往，有意识地把“智库外交”纳入对美外交之中，长期经营，以图影响美相关决策。
美国智库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程度很高，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与留学生，智库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外交舞台，有时甚至还是外交斗争与较量的阵地。在智库举行演说、作报告，及时阐述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或中国研究机构的观点看法，有助于影响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听众，给外界留下深刻与良好的印象，有助于主动塑造与不断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加中国政府及其政策的透明度、亲和力、感染力与说服力，也有助于增加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尊重。
1、相关实力与水平的相对欠缺，尤其是比较缺乏熟练运用外语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特别是口语表达、听力、快速反应、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国际问题本身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准确把握等，这些都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
2、主观认识上对智库重视不够，更多的精力放在与政府打交道上，缺乏“智库外交”的意识与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长期经营的思想，缺乏必要而充分的投入与扶持；
3、思想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行胜于言”，“沉默是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仍然不太习惯于对外“推销”自我；
4、体制机制制约与交往渠道不畅的原因，包括在人员与项目申请、审批、派出、接收等方面有待加强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欠缺与美国智库的对接交流，国内智库运作模式的封闭陈旧，国内智库业的整体素质不高，主动“走出去”与“请进来”还很不够；
5、对外交流无的放失、没有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得要领、事倍功半，不少项目停留于低水平重复上，收效有限。
一、保持智库相对独立
欧美智库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独立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尽管西方也有偏向某一党派的智库，但此类智库基本上只有当该政党执政时才可能有影响，而且即便该政党执政也不见得就一定更青睐此类智库的政策建议。
中国智库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上一点也不比西方知识分子差，但中国智库多为官方智库，真正的民间智库很少，且大多不成气候。有研究表明，规模并不是决定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中小型智库和民间智库相比官方智库更有活力。官方智库缺乏活力的关键在于不能独立。
改善中国智库外交的首要之举在于推进官方智库“科学办智库”的战略，大力发展民间专业智库。作为外交部门，要尽可能开放政策研究空间，鼓励创新性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事实上，如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相同的观点，反而可能会令政府闭目塞听而害了政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才能提醒政府重视可能的另外思路，刺激政府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
二、鼓励政策研究和智库之间的交流
西方国家创造了“政治旋转门”、“战略辩论”、“舆论操作”、“委托—代理”等机制，在人员、信息、资料、身份等方面进行频繁的交流，让智库政策专家增加政策实践经验，让政府官员增加政策研究背景，此种战略互动使得智库不说外交事务的外行话，大大增强了智库政策产品的实战能力。
相比美国智库，中国智库呈现“两极化趋势”：一个极端是有的中国智库流于领导人论断的阐释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是已有外交政策的注脚，或者提出一些不着要害的措施；另一个极端是没有充分考虑外交可行性，完全从概念、理论和逻辑推理出发，提供了一些大而空的泛泛之谈，缺乏实战性。总体上，中国不缺乏经院性的纯理论研究，也不缺乏实践性的对策研究，最缺乏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要想弥合中国智库政策研究的两极鸿沟，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促进学界和外交界的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的紧密结合。比如鼓励外交官到智库担任客座研究员、鼓励智库专家到驻外使领馆挂职锻炼、鼓励学界和外交界的对话和讨论等，通过机制化的交流对话刺激实践性知识的增长。
三、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
智库小型化和专业化是美国智库参与外交的一个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大量倡议型智库往往都明确宣布自己的自由或保守倾向，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必须从“全能主义智库”的迷雾中走出来，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的发展。
建设“小而精”智库，需要从五个方面努力：一是精准定位。智库要克服贪大求全、泛泛而论的误区，在创特色、创品牌、创声誉上做足文章。外交部要尽可能向智库定期发布政策议题，鼓励智库做小问题，做一线调研，提出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二是科学方法。鼓励智库尽可能运用科学定量研究方法，重情报、重实证、重数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到有理论、有比较、有案例、有数据、有经验支撑，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三是项目管理。“小而精”的智库不追求人多势众，更强调精确制导，鼓励智库围绕某一外交议题，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以项目为驱动，以论坛为平台，实施网络化管理，及时捕捉智库舆情变化，提出有时效性的政策建议。四是团队运作。“小而精”智库不重机构管理，重视团队运作，鼓励智库构建政策团队，扩大智库、学界、政界、媒体和商界的人员交流，将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整合起来，形成重点突破的发展格局。五是舆论先行。“小而精”智库需特别重视舆论引导，对国际舆论中的议题要积极参与辩论，配合相应的会议和活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国际话语权。
四、支持智库的基础建设
智库的基础建设对智库发展十分重要。首先，智库必须是信息发展的机构，要注重建立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储存、输出、反馈等诸环节有机统一的发达神经系统，多渠道收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特别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拓宽信息收集渠道，重视利用网络开发民间信息和网络信息收集系统，鼓励加强民意调查机构、数据统计机构、网络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促进各方面的信息交流，为智库发展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撑，增强智库的信息反应能力和政策研究水平。
建立高科技含量的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积极推进中国外交决策的智能化，已经成为时不我待的重要举措。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带来的机遇和便利，中国外交决策部门应该协力合作，对落后的外交决策方法从技术上进行必要的革新，建立中国外交决策数据库、外交决策模块数据库、外交危机预警系统、创办中国外交决策实验室等支持系统，不断提高中国外交决策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
支持基金会、民调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外围组织建设。智库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民意数据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外交部可尝试探索建立外交部领导下的一系列外围组织，作为外交部向智库延伸的重要支持资源。
五、完善智库外交的制度性渠道
中国智库不仅在法律体系上尚不完善，广大智库都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大多隶属于某一党政军机构，或者从属于某一行政主管单位，难以作出独立的决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智库起步较晚，缺乏经验，智库运作更多采取项目化管理，过于依赖某一知名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运作中更多依靠项目负责人的人格力量而非制度性力量等问题。因此，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还需要转变“个人驱动”下的项目运作，走向“制度驱动”的机制化运作，这是打造百年智库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