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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林毅夫在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佼发展中国家获得可持续增长，消除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称之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和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结构经济学”。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性”和“软性”)4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的二分法并不适用。在这条谱中，给定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阶段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和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一个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先驱企业会为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创造公共知识，任何一个企业对这些公共知识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企业对它们的消费，而且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这些公共知识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并且，个体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无法完全内化对基础设施的改进，而基础设置的改进却对其他企业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上讲，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通常被称为要素禀赋。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不同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发达国家一般资本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点上面是给定的，但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变化的。我就是从这里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的。任何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的结构则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就相对贵。这样，处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不一样了。
总之，要素禀赋与其结构同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总预算跟它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就决定其经济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在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比较贵的国家在这个产业上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的产业都是根据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正如所有的学习活动一样，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也是一个持续的融合和发现，连续和重构的过程。我们现有的知识，都源自过去百十年来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不同训练的思考者的持续努力，并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检验。因此，十分自然的，这里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已有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相比，既有类似之处，又有重要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的王要贡献，则需交由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洞见和未来研究计划的绩效来评说。
A．与以往方法的异同
就相似性而言，“新”与“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为基础，并且都扼认政府在协助经济从较低发展阶段向较高阶段提升时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诸多根本性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植根于对结构刚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旧结构经济学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失灵，是由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外生决定的，而这些价格信号又被垄断、或劳动力对价格信号的迟缓反应、或要素的不可流动性等因素所扭曲。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建立起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由其要素享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资本的稀缺、软性和硬性基础设置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配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利润。同时，旧结构经济学持有世界两极化这种相当局限的看法，认为仅有“低收入的外围国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国家”这两类国家之分，因而也就相应的用两点分布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内的发展连续频谱。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看法佼得旧结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而这一点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旧结构经济学家总认为，外在的、政治和经济都占王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让初级大宗商品的价格进入下降的恶性循环，佼得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而新结构经济学却否定了这种依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镼，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旧结构经济学之间的另一王要区别在于对经济管理中关键工具的运用方式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手段，泛保护主义（如政府强加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严格控制的汇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数产业部门设立国有企业等都是这种系统性干预的组成部分。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视进口替代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只要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享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然而，对于在低收入的、劳动或资源密集的经济中推行传统进口替代战略，即通过财税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来发展并不符合经济体比较优势、成本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被新结构经济学所否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享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这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籮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B．新结构经济学：一些政策洞见
发展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穷国取得可持续的、普惠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以新古典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在上一节回顾政府对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了发展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这就导致了与旧结构经济学和传统新古典理论不同的政策洞见。尽管从新结构经济学获得具体的政策建议尚需进一步研究，而且也依赖于各国国情，我们还是能在某些议题上得到一些初步启示。
直到1920年代英国出现极高的失业率以及西方发生大萧条以前，经济学家们都普遍认为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就是维持预算平衡。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次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强调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恩潮涌现。凯恩斯主义建议，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
与之相反，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不仅质疑了凯恩斯主义关于乘数大于1的关键假设，29还进一步质疑了“政府能为私人部门所不能为’，的推论。这个推论是：政府动员闲籮资源的成本几乎为零，亦即并不引起GDP其他成分（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减少。理性预期学派告诫，在凯恩斯主义干预之下，考虑到家户将根据对未来的预期不断调整他们的消费和储蓄决策，所谓李嘉图等价的经济陷阱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一次性的支出扩张或税收减免，带来的赤字是需要在未来偿还的。结论是，在GDP给定，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能引起GDP其他成分相应的等比例扩张时，乘数完全有可能小于1。理性预期学派甚至还指出了一些籕有的乘数为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政府紧缩的财政政策反而成就了经济扩张（Francesc。andPagano,1991）。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合适的；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籮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衰退将成为进行基础设籮投资的绝佳机遇。原因有三：
进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遵循本国比较优势来对产业发展因势利导，将最有可能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较少的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的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因而经济将更有兑争力，并有更为坚实的财政状况和对外账户。在这种状况下，不仅经济的内源性危机将更少，而且当经济面临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一样的外部冲击时，政府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基础设置和其他社会事业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将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并在未来产生足以清偿当下投资成本的税收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