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致投资(Induce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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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投资与“自发投资”相对而言。由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引起的投资，即为适应某些现有产品或整个经济的开支的实际增加或预期增加而发生的投资。引致投资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收入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因为这两者造成对商品和服务的更大需求。引致投资是通过增加更多的设备采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引致投资在收入支出模型中指收入变动引起的投资，在IS-LM模型中指利率变动引起的投资。反映引致投资与引起这种投资的内生变量之间关系的函数便是投资函数。[1]
1.引致投资的投资波及效应
引致投资涉及面比较宽，通常讲的是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讲到的投资波及效应。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这也就是在已定的投资规模基础上再增加新的投资，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投资乘数，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影响投资波及效应的产业关联度不仅取决于行业本身的特点，而且新产品和传统产品又有区别。某些传统产品的产业关联度虽然比较大，但已有的关联产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利用，动态的投资波及效应并不会像模型计算的那么大；而过去没有或者很少的新兴产品，它的相关产品中的绝大多数同样也要通过投资方能形成供给能力，所以新兴的耐用消费品如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微波炉、空调机等最初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然后提高国产零部件自给率，产业关联度大小的投资波及效应便会反映得十分明显，从而会出现经济学上说的“加速”过程。由于投资在不同的项目，它们的产业链长短是不一样的。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起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对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也相对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起更大的投资乘数。
2.对引致投资的“带动效应”或者“挤出效应”
引致投资还表现为一种产品的兴起、一个项目的成功，会带动其它投资者的仿效，形成重复建设的投资热潮。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投资波动主要基于中央财政性拨款投资的波动，重复建设问题不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传统的计划集中分配投资的模式转到地方分权化的投资模式，国家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是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具有“软预算”的国有企业共同决定，中央每一次松动投资管制，都会起到强烈的带动效应并且出现地方投资过度扩张，形成投资的“倒逼机制”和“棘轮效应”。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攀比形成过强的带动效应引起“经济过热”。
前些年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异常高昂，这是因为投资建立企业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而且企业办多了，开拓了财源，在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也正是地方的利益所在；加以当时实行“拨改贷”，地方政府即使无力投资，仍可以让银行贷款来兴办企业。当时的“带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东部多方筹资快速发展之后，中部、西部也紧紧跟上。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市场逐渐从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地方的中小企业有的先盈利后亏损，有的动作慢，上马迟，经营者又不懂得市场竞争，投产后连续亏损。不少亏损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巨额的债务链和不良债务使银行反思，风险意识增强，贷款极其审慎。地方国有企业，虽然看到技术改造也许能扭转局面，仍是投资欲望不高“，不改造等死，要改造找死”的说法反映了企业的心态。1998年和1999年正处于这样的远不同于前几年的新环境条件之中。中央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也带动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并未引发出对企业的再投资，投资的“带动效应”远不如过去那样强烈。
考察投资的“带动效应”，还应当考察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带动。1998年国有部门投资增长28%，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只增长4%，两者差距非常之大。这是因为非国有部门更加注重投资有没有效益，能不能取得回报，投资增幅大小与他们对经济景气的预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增长加快，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实际增长率高达72%。是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没有结束，非国有部门的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一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1997年非国有投资已经低于国有投资。从目前的市场状况看，经济景气预期尚未形成，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积极性自然不会高涨。
在考察投资的“带动效应”时，还应当考察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和1999年的状况看，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放弃中央给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者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财政投资项目。这时候，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来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从而无“乘数效应”、“波及效应”、“带动效应”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