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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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性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他明确地将人类的理性行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德文Zweckrationlitt和Wertratingalitt的翻译）。
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中，与工具合理性相对应的价值合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它是行动者“向自己提出某种‘戒律’或‘要求’”，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1]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斯·韦伯认为，秉持、恪守价值合理性的人的选择是：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甚至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行为者必须这么做，即坚守终极立场，绝对地、无条件地、不计后果地服从于某一价值体系，遵从某些价值准则行事（他运用他的价值合理性思维分析了经济行为、行政和政治行为，提出了“实质合理性”“信念伦理”等与价值合理性相近的概念）。
所谓的“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价值理性最突出的代表。
第一，价值理性的非自足性。这是理性本身就带有的特性，就价值理性生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价值理性连同理性都是非自足的，即它不是理性实体。意向于现实活动的价值理性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其现实性，否则，它仅仅意味着一种可能。
第二，价值理性的批判性。就价值理性是对人的超越本性的关怀和对人的自由特质的表征来看，价值理性把人的思维和行为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改造。价值理性生来就是批判现实的，它要求永远保持思维的怀疑能力，显示现存一切优先规定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向人们昭示人不能非批判的接受现状，而应当使“现存状况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从而永远使人保持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的空间，保证人真正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因此批判性是价值理性的根本特性。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向天空瞄准的人，比向树梢瞄准的人射得高得多”。价值理性的批判性正是“向天空瞄准”、“观看那更为高远的东西”的顽强意向与冲动，它拒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而要求“实然”必须超越现状，趋向更合理的“应然”。
第三，价值理性的合目的性。价值理性的合目的性体现着主体对自我所蕴含的内在尺度的自觉。价值理性不断把人的需要和目的现实化为人的意向和行动，从而实现着人的不断生成并推动着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行。价值理性的合目的性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
第四，价值理性的现实性。价值理性不只是一种内在的意向性，它不断将内在的尺度和指向对象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现实地批判和改造世界。正如有位日本哲学家所说，在价值理性批判方面，“我们是从原理道德法出发，进向概念，随后再从这个概念进向感觉应用方面”而在科学理性批判方面，“我们则必须从感觉开始，中止于原理上”。人类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总是深深地根植于每一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这一理想和追求也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赋予自身现实的、历史的内涵。价值理性是一种基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的内在超越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历史的确定性与终极的指向性之间，既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地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在此意义上，价值理性首先就是要立足于现实，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去提升现实。那种离开人的生活实践基础而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是空洞的、缺少根基的。因此价值理性的现实性构成了哲学这一“批判的武器”行进“武器的批判”根据。
第五，价值理性的历史性。从价值理性生成于人的历史实践来看，随着实践的历史性展开，价值理性也不断在历史中创生与优化。阶段性的实践活动即实践的宏大背景的历时性，造就了价值理性的历史性。从价值理性作为属人的价值世界来看，不同的历史实践创生的价值理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绵延与永恒。
第六，价值理性的包容性。价值理性不像科学理性那样，拒斥非理性的情感、本能和生命冲动，追求知识的稳定性，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而是承认意志、情感和生命冲动等非理性内容的合法性存在，并包容于价值理性的创生活动之中。价值理性对非理性的包容使价值理性获得了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在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照中凸显了这种关照的个性。在对类生命追求的历程中又表征着人的个性，因此，价值理性又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对非理性的问题上是宽容的，是积极引导与认可而不是斥责与拒绝。
对价值理性的人本学考察和本质透析，从学理上我们认识到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实践的最根本的一个维度，它表征着人之为人之所在。而价值理性的批判性对现实的指向必然造成人的生活及其生活世界的二重性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与冲突。价值理性正是在使人类保持着理想与现实之间必要张力的基础上从而推动着人在历史中前行。
一、价值理性的人本学根据
价值理性最初是由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人们的行为时提出的与工具理性并行的概念，且不说韦伯是如何界定价值理性这一范畴的，就价值理性来自人的行为这一点，即表明在发生学意义上，价值理性之所以可能与人及其行为直接相关。
那么人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就以“认识你自己”来启迪古往今来的人们探究人的奥秘。人的斯克芬斯之谜也表征着人的与众不同。两千多年的漫长探索并没有哪位哲人敢断言这一问题得到了真正解决。那人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认为人是一个双重性的存在。一方面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作为有生有死的生命有机体，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在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不满足于自身的“有限性” 和生存境遇的不完整性，力求超出生命的界限，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永恒，这表征着人又是自我创生的自为存在。
人的这种自在而又自为的双重存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人既在时间中维系又在永恒中追求，既生存于现实的情景世界，却又时时运动着生命的意欲和力量。力图超越当下，而趋向于新的更高的自由世界。而正是后者表征着人之为人之所在。正如舍勒所说： “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人。”因此，我们认为人又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超越性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根本属性和内在特质，它表征着人的本质的最突出的特征：人的未竟的生成性和开放性。人在其超越本性的驱使下，不断突破“曾经是”的规定，趋向“应当是” 的理想。一旦“应当是”实现为“实然”而成为“曾经是”，人就又开始了一轮新的超越与追求，人的生成是一个永远不会一劳永逸的一次性完成的未竟之旅。他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未完成状态，而人的生存必然是历史性的创造着和生成着，同时又不可能历史地完成的难题”。 就人的生成的未竟之旅来看，人的超越性正是人不断超越现存，不断创造理想世界，不断追求类生命价值的价值创生活动的人学基础，它确证着人的自由本质，构成了人的价值理性的人类学本体论根据。价值理性由此而可能并且不断生成着它的可能。
二、价值理性生成的实践根据
然而人的超越性不只是一种内在的意向性，它不断要求对象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从而走向现实性。由此基于人的超越性根据的价值理性也不仅仅是一种意向性的可能，它在人的这种对象化的创造性行为中获得其现实性，并在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那么人的实践是怎样的呢?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现实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实践创生活动就是人的本真生存方式。马克思把人的这一对象性的实践创生活动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人以自己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从自然界中获得自由，使自己的生活成为生动有意义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而人的这一创生活动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正是这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这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有理性指导的实践活动。人的理性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中所展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特征。人的这一理性特征使人的活动脱离了生命的自在性和盲目性，成为现实人的自为存在的实践创生活动，表征着人的自由质。理性就是适应这一自由自觉活动的内在要求，为着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实际的改造世界而生成和发展的。
正是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生成与参与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更“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以创生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人的实践活动既要面向实事世界又要面向人自身及其价值世界，因而，人的实践活动就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改造现实世界，才能实现对对象的超越。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主体存在的基本特征。按照客体性原则，遵循客体自身的规律性，这是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表征着人的求真本性，呈现着人类理性行为中的工具意蕴。
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充分体现着主体对自我所蕴含的内在尺度的自觉。主体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不断将自我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使其成为一种超越的价值存在，主体不断超越当下有限和欠缺的生存境遇，按照自己的需要构造属人世界，从而实现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永恒。实践活动的这一合目的性表征着人的求善本性，呈现着人类理性行为中的价值意蕴。
正如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基本纬度，统一于人类实践中一样，求真意蕴所凸显的工具理性和求善意蕴所凸显的价值理性共存于总体性的理性之中。由此可以看到人类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史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理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织与缠绵，并随着人在实践中的不断生成而走向未竟的生成之旅。
三、价值理性是对人的自由的表征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理性归根到底都在实现人的两个宗旨：求真与求善。无论是人类理性本身的发展，还是思想家们对理性概念的反思，都表明以求真为宗旨的工具理性和以求善为宗旨的价值理性构成了总体性理性的两个纬度。人类的理性是总体性的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蕴含于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理性活动之中，并没有超出理性，独立于理性之外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主“真”，价值理性主“善”，前者导向真理和认知，后者导向决断和行动。价值理性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 和人“应当是”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指向，它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指向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具有优先性，这不仅是因为价值理性既为工具理性规定价值目标又可以进人工具理性所不能进人的意义世界，而且也因为价值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本质所在，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的象征。当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也仅仅存在于逻辑的可能，二者共生于人类的理性实践活动之中，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没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的价值理性是蒙昧的理性，同样没有价值理性统摄的工具理性也只是盲目的理性。
(一)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
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以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而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却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因为，首先，自然界的奥妙是无穷无尽的，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性也在历史地变化着。其次，在我们认识、掌握、驾驭事物及自身规律的过程中，有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因此，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体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再次，在当代，科技飞速发展，为提高工具手段的知识含量，就必须增强现代人的主体性和科学技术力量。而要克服这些困难，把握客观规律，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这主要来自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提供的精神支持。
(二)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
没有工具理性的存在，价值理性也难以实现。工具理性体现了主体对思维客体规律性的认知和驾驭，由此逐渐形成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则构成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促进其发展的基础。在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依靠工具理性，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另一方面，又在自我意识的更深层面体味着人生价值，为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契机。当人们依赖工具理性和深化了实践的范围和过程、实现了更大的目的并看到了不断发展的广阔前景时，人们对自身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需求也就有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上升的期盼。工具理性的不断深化使得价值理性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现实展开成为可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着互相作用、互相转化、互相提升的内在联系。工具理性的存在，通过阶段性的实现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不断促使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为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着现实支撑。
(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M·谢勒认为：“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有了一定的目的，才会引发人们对相应工具的需求。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对某种认知对象和操作对象的选择，是具体的工具手段存在和实现的前提条件。价值理性解决主体“做什么”的问题，而“如何做”的问题只能由工具理性来解决。工具理性的存在，通过对具体实践和环境的算计，使人能够在自身智能和体能的基础上达成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互为根据，相互支持。两者的有机统一，提供着“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促进着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打造出新的生活境界。工具理性所把握的是一个形下的、有限的、相对的经验世界，而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中，人们借助想象和直觉，直接透入那个形上的、无限的、绝对的超验世界。两种理性分别作用于不同层面，本无冲突，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两者关系的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新整合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自近代以来二者发生分离，现代社会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失落。对这些非正常状况，工具理性的越位难辞其咎。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并彻底扭转现代社会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危机，就要树立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在实践层面上有意识地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首先，在哲学层面上要树立起三项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我们应该明确，“人—社会—自然”大系统是真正的世界本体。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就要在整体论原则指引下，充分认识到人、自然、社会都只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部分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学决定，并通过在整体中的相互作用而被再创造，整体大于各个部分之和，人的价值只有在“人—社会—自然”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
(二)相互作用原则。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要充分认识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主体作用于客体，人作为创造者，以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界获得社会历史尺度。另一方面，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在客体的制约之中学习自然界的智慧。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如美国哲学家默迪所指出的，“根据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看法，当一个实体‘能将自己所属的更大整体纳入自身的范围之内时’，它才是它自身，反之，也只有在它的所有界面都能渗入它的环境，即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同一整体的时候，它才是其自身引。正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社会—自然”大系统的不断发展和进化。
(三)自然价值原则。
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所谓自然界的外在价值，是它作为它物的手段或工具的价值⋯⋯ 自然界作为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资源，能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和其他生物的利益”。而“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自然界是活的系统，生命和自然界的目的是生存，为了生存这一目的，它要求在生态反馈系统中，维持或趋向一种特定的稳定状态，以维持系统内部或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谐与协调”。因此充分认识到“人—社会—自然”大系统中各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存在合理性以及整个世界的价值内涵，是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当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