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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 “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学术界在论及“鲁商”时，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鲁商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此种说法大体上勾勒了山东商人的成长脉络，概括了山东商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但是，此种说法又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常识，即将“鲁”当成了“山东”。而事实上，尽管两者都是一个行政单位名称，但从出现的时间上来看，前者要远远早于后者，并且后者在区域范围上更是远远大于前者。既然认定“鲁商”是山东籍的商人群体，自然也就不能将历史上的“鲁”当做“山东”的代名词。追溯“鲁商”的历史起源则可以发现，它并非源自鲁国，而是起步于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国家一一齐国。因而，齐国才是“鲁商”的发源地，齐国商人才是“鲁商”的真正始祖。“鲁商”起自齐国而非鲁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从最深层次的原因上说，是由两国的不同文化类型所导演。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齐文化则属于中国传统工商文明的产物，文化成分复杂多样。正因为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更准确地说是儒家文化所占比重的不同，酿就了鲁、齐两国文化上的差别。
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齐、鲁两种不同源的文化因地缘上的原因，在行政化的干预之下，最终凝成了崭新意义上的鲁文化。此时的鲁文化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齐文化，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鲁文化，更非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齐、鲁文化相互冲突、融合、会通之后的再创造。它兼具齐、鲁文化的某些共性，又独具齐、鲁文化所没有的某些文化特性，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存在着一种既是又不是的特殊关系。与此同理，在完成了文化转型、再造之后的山东籍商人既保持了齐、鲁商人的某些特性，又增添了某些鲜明的商业内质。
两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典，重农抑商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 山东商人也与全国各地的商人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泥泞之路，商业活动鲜有作为。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15、16世纪，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国商人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商人的营销空间突破了省区的限制，进行着跨省区的商业运作。由于经营范围的不同， 商业特性的差异，业内之人为了相互之间的区分， 开始以地域为参照，划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山东籍商人因其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业绩，鲜明的特性，被划入了包括即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之列。更有后世之人将“鲁商”与“徽商”、“晋商”、“浙商”、“闽商”，并称为中国五大商帮。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鲁商”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山东籍商人群体的通称。
细细探究则可以发现，以地域为标志划分商人群体，既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性，又显示了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匮乏。受国家起源的深刻影响，宗法制度在中国社会异常完备， 弥久益新。首重血缘性的家族关系， 次重地缘性的乡土关系，成为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认同标准。以地域关系划分商帮， 即是对既成事实的集体认同。清代学者徐珂曾对商帮有过基本的界定。他说： “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商帮，有京帮、津帮、陕帮、山东帮、山西帮、宁帮、绍帮、广帮、川帮等称。现代学者更是精当地解释了商帮。张研认为，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经相亲相助为宗旨， 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
商帮的盛行还直接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在一个健全、统一、成熟的经济市场中，规范商人行为的不是习惯性规则，而是国家法律；保护商人利益的不是契约，而是国家颁布的行业法规：商业伦理取代了乡谊、交情。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商人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的规范。传统的中国商人却难有此保障。数千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素来对商业缺乏足够的重视，视商业为末业，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即使到了明、清中后期，此种状况也鲜有改变。在此大背景下崛起的各地商帮，为求自保，为求生存发展，在无奈之中，只有借助于血缘、乡谊，结团成伙，外御风险，内求安全。
从起源上看，鲁商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商帮一样，大都发韧于西周时期，但真正成为中国商界中的重要一员则是在明清时期。可以说，京杭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与京杭大运河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成就了鲁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业绩，辅佐鲁商登上了中国“十大商帮”乃至“五大商帮”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