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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效应，是指，假定存在规模经济，随着规模的增大，平均成本会下降。假定两个国家的资源相同，只是国家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在反映了一国对某种商品的国际市场影响力，也就是该国对这种商品的某种程度的垄断能力。
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这是有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Romer，1986）构建的理论模型中蕴含了明确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人口规模越大，该国或该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克雷默（Kremer，1993）用所估算的全球历史数据检验了该理论。根据克雷默的数据，欧亚非三洲大陆8400 万平方公里，在公元1500 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 人； 美洲3800 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0．4 人，澳大利亚80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0．03 人。从经济增长水平上看，在大航海时代将全球连为一体之前，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欧亚非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美洲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更是长期停留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显然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理是复杂的。
邓小平（1993）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索洛（Solow，1957）对美国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进行核算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指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80％， 表明美国的的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克鲁格曼（Krugman，1994）指出，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技术进步发挥的作用较小。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受到递减规律的约束，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从而从理论上预测了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卢卡斯（Lucas，2009）研究了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扩展正是一个国家产生经济增长的原因。
科学技术（知识）包括经常以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形式存在。以人力资本形式存在的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教育或者交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应用于生产活动，以提高生产效率。如勾股定理用于制造直角尺，并广泛用于生产过程，其传播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以物质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技术可以通过投资来持续积累。新的生产技术具有更高的效率，通过投资应用于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总的来说，科学技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确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则大国效应没有发挥其重要作用的空间。杨格（Young，1928） 所阐发的斯密定理充分强调了市场规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斯密定理表明只有当需求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 专业化生产才能实现，专业化分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琼斯和罗默（Jones and Romer，2010）也指出市场的扩张带来贸易的收益，增加了社会福利。
斯密定理意味着市场半径的延长，即市场机制在人群中的扩散，通过市场机制把地理上分散的人口联系起来。其技术条件是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结合在一起使得分散的人口成为一个市场整体。人口规模越大，则市场半径就越大。随着市场半径扩大，市场需求扩张，使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产业可以迅速成长，为经济快速增长奠基了基础。
大国效应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很多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马歇尔（2007）论述了规模经济形成的两种途径，即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内在的，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外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外在的，而对整个行业是内在的，即企业的平均成本不是随着企业规模，而是随着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无论是内部规模经济还是外部规模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产业迅速达到经济规模，从而降低了平均成本，使得产品具有更大市场竞争力。
林毅夫（2007）讨论了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开放条件下， 世界上已产生的生产技术可以被各个国家采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生产技术在大国条件下，更易于产生规模效应。因此导致国际资本涌入发展中的大国， 这些涌入的资本及其所蕴含着的大量技术，迅速改变了资本流入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导致大国经济迅速增长，这是大国效应产生的经济技术前提。
国际经济领域内的大国效应是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实现的。贸易条件是指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的比值。国际经济学理论指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外贸易会改变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一个大国如果大量进口原材料如石油、铁矿石，那么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就会上涨。如果这个国家大量出口一种工业制成品，这种工业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就会下降。一般认为在国际贸易格局中，贸易条件的这种改变是不利于大国的。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大国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的产业聚集迅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该国的生产成本；而其竞争对手若是一个小国，没有条件实现规模经济，则其生产成本不能有效降低。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制成品价格下降，这使得不具备规模经济优势的小国在和具体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贸易条件的改变有利于大国。
许多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如此关注美国大选，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谁当美国总统对他们国家来说关系重大。如果是一般国家，总统换人虽然是个事，但绝对不是什么大事，不会让其他国家领导人神经如此紧张。而美国则不同，历次美国大选都是当年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之一。这种现象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现实，就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或巨型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确实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发挥着其他国家不能替代的作用。这种巨型国家的内外政策变化特别是对外战略调整会导致其他大国或国际战略力量中心以及诸多次中心也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进而改变国际政治的面貌。我们可以把这种现实称为“巨国效应”。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除了巨国外，还有次巨国即普通大国，它们也是不可忽视的战略力量中心。次巨国的内外政策变化和战略走向也会对国际局势带来重大影响。比如，英国脱欧之所以受世界各国关注，主要在于人们担心英国脱欧会否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欧盟解体。
国际政治中的“巨国效应”一直伴随着国际关系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史的主线就是巨国之间、巨国与次巨国之间互动的历史。冷战时期是两个巨国对抗，这种对抗导致一系列局部热战和全球局势紧张，也使全世界人民都笼罩在核大战和人类毁灭的阴影中。冷战结束后是一个巨国同若干次巨国之间的博弈，相互间有竞争，也有合作，没有截然的对抗性关系，所以国际局势也大为缓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巨国与正在崛起的巨国即准巨国之间的不良互动，曾导致一幕幕“大国政治的悲剧”，也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也为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共担责任起到了带头作用。二十国集团如果没有中美合作，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不过，未来中美两国如何互动，是携手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一起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仍然是国际战略中最具全局性的重大课题。
当然，对比之下，巨国的战略走向影响更大。尤其是在核时代及高科技武器时代，巨国如何使用其武力，着实让世界各国担忧。有人庆幸当年苏联是和平地解体。如果苏联是像近年来利比亚等国这样经历大混乱后政权垮台，且不说其庞大的核武库会遭遇何命运，就是常规武库如果失控，其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难以想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辉煌中突然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溃散、失去指挥又携带武器的军人拥进城市，烧杀抢掠，大量艺术品毁于兵燹，艺术家们失去了创作的条件和环境，甚至生命都难保。
对美国这样有霸权主义倾向的巨国，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虽然不喜欢，但是更不希望它失序、失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在评论美国是否衰落时说：“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如何衰落得更体面一点，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衰落而给世界带来灾难。”沃勒斯坦讲出了巨国效应。人们不仅要关注巨国崛起的方式，更要关注巨国衰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