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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概念源远流长。该概念是“一个古老的国际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卢梭和马基雅弗利”。后来的学者理查德·科布登、诺尔曼·安吉尔、卡尔·多伊奇、理查德·库珀、奥拉·扬等都对相互依赖进行过研究和论述。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与小约瑟夫·奈合作出版了《权力与相互依赖》，创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堪称西方相互依赖思想的集大成者，因而同时成为了其他各派理论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角度看，该理论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第一，该理论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冲击了“国家中心”范式，实际上提出了“多元主义”范式，为国际关系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纲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基欧汉与奈称之为“国家中心”范式，并归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3个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就认识到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范式无法解释变化了的现实，并忽略了对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的研究。他们通过关注跨国行为体的作用，提出了一个“世界政治”的松散范式，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对现实主义进行批评。通过创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他们建立了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的新方法和理解政治与经济关系、制度化合作的模式。该理论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对世界政治的设想。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范式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20该范式“对权力的全心关注，以及对各种各样的发展进程——国内的、跨国的以及超越政治军事范围的进程的熟视无睹。”
复合相互依赖所设想的世界政治是另一幅图景：大量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了一个远比通常仅由国家构成的世界更为复杂的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在基欧汉和奈看来，复合相互依赖和现实主义的观点都是理想模式，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所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实。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范式受到了“多元主义”范式(自由主义)的挑战。他们描述此时国际关系存在着三种范式或主导学派，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有些作者认为这些范式是国际关系学的永恒模式。由此观之，基欧汉与奈通过引入非国家行为体研究国际关系，提出无等级之分的问题领域等，的确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次“范式”革命。
第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问世发展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自由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根据其关注的问题可分成四个类型：商业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和共和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它们从经济的或政治体制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强调各种行为体及个人或制度的作用和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次大战后自由主义体现在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乌托邦主义思潮，以威尔逊为典型代表。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式微，现实主义更适合冷战的气氛。自由主义学者转向研究战后新的现象：一体化、跨国关系和经济相互依赖，但始终都未能从理论上动摇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基欧汉与奈吸收了现实主义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论中的合理成分，将权力与相互依赖结合，通过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概念来考察和分析权力在不同国家及行为体中的分配，建立了复合相互依赖理想模式，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他们既保留了现实主义对世界政治和国家行动的根本性洞见——对权力、利益和理性的研究，又发展了自由主义理论，构建了国际体制变迁的结构模型，揭示了国际社会的另一个特征：相互依赖。有学者认为《权力与相互依赖》是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间政治》”，“它试图改变现实主义在该领域的支配地位”，“基欧汉与奈的这本书是可以用来代替摩根索的巨著的‘新圣经’。霍夫曼评价道：“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结合，复合相互依赖的提出，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最突出的新发展。”
第三，该理论将国际机制和相互依赖结合，为后来的国际机制的研究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75年约翰·鲁杰率先将国际机制的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基欧汉与奈又将其用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构造中。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相对衰退的背景下，他们开始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的作用和意义”。“尽管他们主要是以跨国主义和相互依赖作为研究范例，但也出现了向国际机制这种概念的重要转变。”他们把“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称为国际机制”，“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内的政治、经济谈判之间的中介因素。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际机制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样，国际机制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体系内发生的政治谈判和日常决定。”“认识国际机制的发展和崩溃，是理解相互依赖政治的关键。”他们提出了4种解释国际机制变迁的模式。
随着相互依赖理论的兴起，国际机制的概念也流行起来。1981年美国召开了以国际机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认同了斯蒂芬·克拉斯纳所表述的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国际机制的研究从描述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现象转向深入分析国家间合作的条件。各学派逐渐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机制理论。基欧汉以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和接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进入90年代，基欧汉与奈又转向世界政治的合法化研究，探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机制理论成为国际机制理论中最系统、最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四，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建立过程中，基欧汉与奈所强调的对系统进程的系统层次研究方法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体系化和科学化，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分析层次的混乱，他们往往从个人经验和常识出发，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结果是其理论框架缺乏严谨和科学性。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尔兹较早地使用了国家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他在探讨战争原因的著作《人、国家、战争》中，提出了3个明确的国际关系分析层次：个人、国家、国际体系。把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国际关系学方法论加以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辛格在1961年发表的《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提出，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国际系统和国家。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辛格之后，国际关系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层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
基欧汉和奈在创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时，利用行为主义学派的国际体系、结构、进程等概念，吸收了自由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贸易和经济动机的获益方式会改变国家行为、跨国交往改变态度及制度和规范的作用等思想观点，从国际体系的进程即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内的分配和讨价还价的过程来研究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对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从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出发研究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过程并说明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是通过对国际体系中进程的研究建立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以系统进程为核心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两本经典著作之一。这种系统层次的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建立变量间关系的有力工具，对于建立比较严谨的宏大理论体系及推动西方国际关系学科趋向科学化有着重要意义。
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理论总是灰色的，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如此的不均衡，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往往只能提供对部分现实和部分地区的解释，任何理论范式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就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说，其不足之处是：
第一，该理论没有对问题联系和议程变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基欧汉与奈认为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之一是各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进程包括联系战略，“联系战略及其防范，将成为各国面临的关键性战略选择。”在对机制变迁分析时，他们强调特定问题领域的权力之源，并发展出“问题结构解释模式”。学者阿瑟·斯坦指出的，“联系是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纲领的核心分析问题。……联系政治经得起许多情境的检验。”可见该问题的重要。然而，基欧汉与奈只是说明了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特别是弱国将会建立各种联系，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创立任何有关联系的理论，来详细说明什么情况下联系将会出现。这就不利于理解复杂的政治讨价还价的过程。如果成功地提出一个联系理论的话，“必然会加深对世界政治的理解。”议程形成也是基欧汉和奈分析复合相互依赖政治过程的类型之一。国际政治的传统分析家很少关注议程的形成，而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议程的形成和控制变得重要了。基欧汉与奈谈到了影响议程的各种因素，但并没有具体论述议程变化的模式，或议程变化发生的时间和发展方向。
第二，该理论忽略了或没有充分论述国内政治对相互依赖的作用及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为了简洁，作者将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限定在国际系统层次，通过国际体系的进程来研究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是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国际行为。
正是运用这一方法作者建立了新的理论。但根据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假定，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没有严格的区分。社会间交往的多渠道意味着国家并非单一的行为体，“国内的”和“体系的”绝对边界不复存在了。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内政治必然会对相互依赖的政治产生影响，同样，国际政治也会影响国内政治。要想理解诸如复合相互依赖的系统进程，我们必须要知道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相互依赖的模式与机制的形成。这就需要相应地理解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复合相互依赖的变化，就必须理解国家目标优先顺序的变化，而后者只有通过分析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的相互关系才能了解。但基欧汉与奈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国内政治(如国家利益是如何定义和重新定义的)对相互依赖政治的影响，也缺乏对国际政治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的系统分析。如果没有对这两种政治相互影响的理论阐述，“不放宽系统理论的视角，想确立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第三，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关于武力作用的分析值得推敲。基欧汉与奈指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其中一个特征是武力不起主要作用。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武力不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相互攻击的恐惧不复存在。
加拿大在20世纪30年代就放弃了最后一个对美作战计划。英国和法国不再感到相互威胁。法德之间实现了和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美各国间不会再用武力解决它们之间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分歧，“武力已不再是政策工具，或者说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这一特征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相互依赖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国家行为不再为传统的军事安全政策所支配，现实世界武力使用受到了各种限制。与此同时，由于核战争的巨大风险、贫弱国家人民的反抗、国内舆论的反对等等，大国使用武力的代价越来越高。然而在现实世界还大量存在武力经常发挥着主要作用的现象。如基欧汉和奈自己也认为“在南北关系、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东西方关系中，武力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符合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武力仍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冷战时期，军事安全问题始终是欧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
而且如作者所认为的“每个超级大国都使用武力来遏制对方攻击自己或自己的盟友；其威慑能力起着间接的保护作用，超级大国又利用这种保护与盟国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例如，“美国利用欧洲人对美国保护的渴望，将美国在欧洲的驻军的数量与美欧贸易、货币谈判挂钩。”美国通过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既制约对手的有效进攻又积极地利用它获得政治影响力。武力在欧美关系中并非起着次要作用。在澳美关系中，澳大利亚在冷战期间始终关注着安全问题，强调安全事务优先，经济事务次之。这样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武力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遗憾的是基欧汉与奈并没有做出理论适应条件和范围的说明。正因为如此，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如关于武力的作用问题引起了质疑或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