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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革命是2016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新闻通稿中，首次出现“品质革命”一词，即品质文化、品质创新、品质研究、品质制度等方面改革。从就任总理之初力倡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工匠精神”，再到今天正式提出“品质革命”，李克强总理的发展创新理念可谓一以贯之。
品质革命应包含四方面：
一是品质文化的革命。这里主要指对传统文化中“差不多就行”观念的革命。因受悠久农业文明的影响，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的文化目前还较盛行，企业家、企业高管、产业工人对工业品的品质要求多不高。
二是品质创新的革命。这里主要指政府、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要对各种各样新的理念、创意、设想、设计等，要持有宽容、包容的胸怀。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驱动早已不仅指科技创新，也不能片面理解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而更多是理念、思想的创新。
三是品质研究的革命。这里主要指要强化对金属、工程塑料、纳米、半导体、生化等新材料的基础研究。好材料是好品质的基础。但新材料研究周期较长、投入要求高、效益回报风险大，绝大部分企业和科研机构难有能力和意愿来开展，而成为许多工业品品质难以提升的关键制约之一。
四是品质制度的革命。这里主要指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对品质优胜劣汰的系列制度，包括驰名商标的保护、品质的行业性自律、产品安全的保障、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等。验证标准是，生产高品质产品的企业在产品的市场销售、附加值获取、创新投入回报上，远高于生产低品质产品的企业。
2016年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自从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工匠精神”，一场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品质革命”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常务会新闻通稿中首次使用“品质革命”这一提法，为接下来的工作定了基调。
据统计，目前中国生产的消费品中，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是名副其实的消费品制造、消费和出口大国。产业规模如此巨大，但却难称制造强国，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容回避。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中国正在兴起一个规模可观的中产阶层，其消费需求正从“有”向“优”升级，从温饱向小康转变。当巨大的产业规模不能与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全对接，就会出现一方面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追求中高端品质的消费流向境外。总理多次提及老百姓出国购买电饭煲、马桶盖等事例，其中所含的隐忧不难理解。
2016年8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心只一个议题：部署促进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增加“中国制造”有效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当产业规模不能与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全对接时，一方面会出现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情形，另一方面，国内追求中高端品质的消费群体将流向境外，受此影响，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高品质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升级。另外，从生产角度来讲，当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之后，自然需要在技术与质量上有所提升。
“品质革命”当然首先是市场的事，工匠精神要着落到一家家具体的企业身上。也就是说，电饭煲的有效供给，还得靠企业，政府不该直接管。政府应该也必须管的，是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一是完善市场准入，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及目录和不合理收费。二是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三是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四是强化监管，全面推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严打假冒伪劣，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推动“品质革命”，惟靠改革。当政府以工匠精神谋划和推动“放管服”改革，创造和守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方能以工匠精神专注于产品，“品质革命”方能渐成大观。。中国经济要迈向中高端，可谓“致广大”。要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政府而言，改革要“尽精微”;对于企业而言，产品要“尽精微”。
品质革命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性的必然要求。“品质革命”正是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有利于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新动力；二是国民消费升级的客观需要；三是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需要。
无论是“两会”期间提到的“工匠精神”，还是常务会议提出的“品质革命”，均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粗犷式靠投资拉动，转为精耕细作靠内需拉动。如果各个行业不能加快提质增效，不仅无法满足转型升级的国内需求，同时，也不能应对来自国际市场上的残酷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