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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是指在社会学中专门研究工人劳动过程的理论。该理论的立场和观点最早都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如何对“活劳动”加以有效控制是劳动过程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方通过高压和专制的手段控制劳动过程，以推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劳动，达成剥削工人阶级、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但资本家的压榨最终会引起工人们的联起反抗，促成他们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马克思是劳动过程理论的奠基人。但在他的论著里，劳动者是被看成一个统一、抽象、剥离了主体性的泛化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具体的个体或群体。
依照汤普森和纽桑的观点，劳动过程理论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时间上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以布雷弗曼的著作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包括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的研究，该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历史上和当代的管理控制形式；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为对新范式理论的防御性反应和受福柯及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对工人主体性的研究；第四阶段涉及当代的将劳动过程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尝试(Thompson and Newsome，2004)。鉴于第四阶段是一部正在展开的尚未成型的历史，本文只简介前三个发展阶段。
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是由马克思奠定的，而学术界研究劳动过程的热情却是布雷弗曼激发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经历了工人的“形式隶属”和“实质隶属”两个阶段。但马克思之后，劳动过程基本被学术界遗忘。《劳动与垄断资本》就肩负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写《资本论》的重任。布雷弗曼重新关注劳动过程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工业世界工作场所里的冲突的激增，以及冲突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工资，而是工作生活质量问题(Thompson，1989：68)。与员工对工作日益增长的不满相悖的是，当时的工业社会学正在欢庆现代工作所带来的员工技艺前所未有的提升。就是这个悖论激发了布雷弗曼的研究热情。布雷弗曼的研究发现，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别分工、泰勒的科学管理、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的采用，导致工作的碎片化和专业化，这破坏了工人的完整技艺，削弱了工人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迫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听命资本家及管理者的安排。也就是说，随着工人技艺的丧失，劳动过程的管理发生了从“技术工人控制”(craft control)向“管理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的转变。在布雷弗曼看来，一部垄断资本的历史，就是工人的劳动没落(the degradation of work)的历史。
《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褒贬俱起，尤其是对它的批评如雪片飞来。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员工技艺丧失(deskilling)问题、管理控制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员工的“主观性”问题。后两个方面分别是劳动过程理论的第二、第三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些批评在布雷弗曼开创的议题的基础上，促进了我们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工作组织的性质的认识。
出于修正或批判布雷弗曼的思想，第二阶段的劳动过程研究重点关注管理控制和技术形成的策略，以及冲突和认同(consent)的类型。其中弗雷德曼、理查德·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布若威的研究尤为重要。弗雷德曼认为，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忽视了企业层面的工人抗争(resistance)，忽视雇主和管理者把工人抗争吸收进他们的管理策略的事实(Friedman，1977：5，81)；工人的抗争会使得科学管理的成本过高或管理的灵活性大幅度降低，管理者就会尝试替代策略；管理者向劳动力施加权威的策略大体上有两类：责任自治和直接控制(Friedman，1977：78)。埃德沃兹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相互抵触的利益是双方冲突的基础，劳动过程是斗争的场域(contested terrain)；在工作场所的冲突和企业运作中的矛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美国企业的控制系统经历了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官僚控制这三种形式(Edwards，1979)。生产过程是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社会关系的体验的生产)密不可分的结合，是布若威关于工作场所或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在此观点的观照下，他先后考察了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维度或者说劳动过程的意识形态效果(ideological effect)，以及生产政治与意识形态机制(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of production)。布若威对意识形态效果的研究，丰富了人们的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的认识，导致劳动过程理论从控制-抗争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model)向控制、抗争、认同模式(the control、resistance and consent modele)转变。
自80年代后期始，劳动过程理论遭到对立范式和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劳动过程分析的挑战。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历程的第三阶段，就表现为对对立范式的防御性反应和吸收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对“主体性”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干预的放松、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后果等因素的作用，导致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势微，精益生产、弹性工作制、弹性企业等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模式的兴起。与生产组织模式的变迁相应的，是后福特主义、弹性专精等范式突破理论(paradigm-break theories)的出现。范式突破理论是包括后福特主义、精益生产、高绩效模式等在内的一群观点，其共同特点是对工作和雇佣关系的乐观态度。它们要求与传统的公司结构、泰罗制工作组织、对抗性劳动关系的决裂，提倡工作团队、工作场所更大的灵活性、更多的概念性任务和责任、合作的、高度信任和有高度使命感的双赢的劳动关系。范式突破理论过度乐观的态度遭遇了劳动过程学者如伍德(Wood)、颇拉特(Pollert)等泼的冷水，这些学者揭示了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等的阴暗面。他们认为，精益生产体制的结果，是权威和实际权力上移集中到管理者手里，而更大的责任、强度更高的工作则下移至工人身上；管理者让工人参与工作团队，让他们直接体验激烈的竞争，是要使工人认同组织规范；管理者试图通过精益生产体制削弱工会支持的工人集体，进一步限制工人的抗争能力(Thompson and Newsome，2004)。
对“主体性”的研究，肇始于对布雷弗曼假设劳动过程的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可分开并独立研究这一观点的批判。批评者指出，忽视了劳动过程的主观成分，不可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的管理控制，不可能正确理解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趋势。但大多研究主体性的学者，都只是对特定情境中工人的主体性作出一定的解释，并不致力于提出一种主体性理论。奈茨(Knights)和魏尔玛特(Willmott)则期望发展一种主体性理论，在此基础上重建劳动过程理论。虽然同是关注主体性，他们的理论基础却不同：奈茨采用福柯的理论，魏尔玛特采用的是所谓唯物主义(materialist)理论，不过结论又殊途同归。他们都认为，主体性是被塑造出来的。在奈茨看来，主体性由多种规训机制、监控技术、权力-知识策略所型塑的。一方面，现代权力技术(层级监控、规范化裁决、检查)把人构建成自认重要的、有能力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权力技术又使得个体对其身份(identity)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因为在监控系统之下，个体不能确保满足规范标准的要求，也不能保证在检查中成功地表现，而且权力技术还把个体置于与别人竞争稀缺的承认奖赏(reward of recognition)的处境，这种奖赏是在达到权力运作所要求的行为和表现标准的情况下给与的。魏尔玛特对主体性的分析以马克思的研究为出发点。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地塑造了孤立的个体，即自由地、独立地出售自己劳动力的个体，这种个体是作为其私人目的(private purposes)的工具而面对社会的。同时，自由的主体也是脆弱的，因为他们要以个体的形式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奈茨和魏尔玛特都认为，权力技术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待个体的方式既有吸引力又是矛盾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扩大了人们自主决定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令人们孤立和脆弱。他们都认为，不安全、脆弱的个体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依恋，会试图去保护自己的身份，而维护和增加身份的有价值的方面的欲求往往会维持而不是质疑支持现状的假设。因此，在努力获取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消除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全感的同时，个体事实上维护了现存的权力机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即是因为此，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才遥遥无期。
自布雷弗曼1974年出版《劳动与垄断资本》以来，劳动过程分析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其间，尤其是劳动过程分析的前两个阶段，围绕布雷弗曼提出的去技艺化和泰罗制工作组织的争论跌宕起伏，几近令劳动过程理论陷入绝境，以致科特(Kitay，1996)在其文章的标题里就发问：“劳动过程：仍然沿用?仍然是一个视角?仍然有用?”
一些粗心大意的研究者，错误地把去技艺化(deskilling)和泰勒主义是一种控制系统这个观点视为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观点。这种错误的认识把布雷弗曼等早期学者的观点与后来大量的关于劳动利用和生产系统的研究以及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管理控制的研究混为一谈。这无疑有碍人们正确理解劳动过程理论。另外，劳动过程的研究，几乎都是个案研究，个案丰富多彩，相互之间差异很大，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观点相应地也存在很多差异。这让人觉得劳动过程理论缺乏共同的研究主题，缺乏公认的范式。面对劳动过程理论的此种处境，上世纪80年代末，利特勒(Littler)、汤普森、保罗·埃德沃兹就开始尝试归纳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问题、基本思想，提炼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理论框架”。1990年出版、奈茨和魏尔玛特主编的名为《劳动过程理论》论文集，前三篇就是他们探讨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思想的文章。根据奇瑞斯·史密斯]](Chris Smith)、利特勒、汤普森、保罗·埃德沃兹等人的观点，我们可归纳劳动过程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劳动过程理论的出发点是劳动力商品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是指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不是一个常量，劳动力的发挥随工作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考夫曼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生产函数改写成Q=f(K，e·L)，其中的“e”这个变量表示工作努力程度(Kaufman，2004：342)。他借此函数说明人力发挥的不确定性。布雷弗曼、理查德·埃德沃兹、布若威等作者都以劳动力的不确定性作为分析的起点，讨论管理控制的必要性。所以史密斯认为，“不确定性”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工作场所里的斗争的物质基础的概念钥匙(conceptual key)(Smith，2001)。
其次，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目标，是要把“工作场所”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环境内(也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系统特征)，理解不断变化的劳动利用和生产系统的模式，描绘与劳动利用和生产系统相匹配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各种管理控制(Thompson and Newsome，2004)，识别它们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民族国家的主要发展趋势(Thompson and Harley，2007：151)。或者以布若威的术语来说，劳动过程理论是要将工作场所置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约束之内、市场和国家等政治经济等环境之内，考察企业内的生产政治。而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理论所分析的是企业内的非正式劳动关系(informal industrial relations)。
再次，在考察企业内的生产政治时，劳动过程理论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有四个方面：
⑴因为劳动过程创造剩余，并且是人们在世界上扮演角色和再生产经济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劳动的角色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分析的焦点；
⑵资本积累的逻辑，迫使资本不断革新劳动过程，资本不断革新劳动过程的压力来自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
⑶仅靠市场机制不能管理好劳动过程，所以劳动过程里存在劳动控制的必然要求；
⑷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建立在“结构性对抗”之上，剥削、把劳动力转换成劳动的斗争、资本寻求控制工作环境的要求和最大化他们在“工资-努力交换”中的利益，这些都促生了多种形式的工人的反应：抗争、适应、服从、认同等(Thompson，1989：241-246；1990：99-101)。
上面归纳的核心思想或“核心理论”没有解释或预测特定环境与特定劳动利用和管理控制之间的某种必然关系(如垄断资本主义与“去技艺化”、泰勒制之间的关系)，它是要在阐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系统特征的基础上，解释工作场所里劳动双方的关系的变化形态和复杂性，识别它们在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民族国家里发展趋势。
自劳动过程理论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学界对中国企业的劳动过程已经有了零星的研究。借用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型”概念，在国内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近30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其主要表现之一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张，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从“有组织的依赖关系”逐渐向市场化劳动关系过渡，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量农民进入工厂等就业组织，历经从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这两大转变，都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素材。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学者们以改革前国有企业里“有组织的依赖关系”( 华尔德，1996)这种工厂秩序为起点，考察改革中的国有企业的秩序转型。赵明华1993年和1994年两次来华开展田野调查，在河南的三个国有棉纺厂里访谈了120人，后与蒂奥(Theo)共同撰文发表了考察结果。赵明华和蒂奥(Zhao and Theo，1996)指出，改革在企业层面重构了党、工会、工人和管理者的关系，管理者的权力得到提升，企业的责任系统增强了管理层的利润取向，为实现利润，管理层采取了包括延长工作时间、满负荷工作法、增加劳动定额、提高机器运转速度、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在内的工作系统获取工人的劳动，采取包括罚款、“精神文明”方面的扣分等在内的严厉手段控制工人。总之，为追求利润，国有企业对工人进行了身体的、心里的、精神的控制。李静君基于1995至1997年间对几家位于广州的国有企业的考察，发现了改革过程中制度的不配套剥夺了许多国有企业维持家长制的能力，消除了原有的对管理权力的约束，同时肢解(fragment)了工人阶级；另外，在市场化拆散了以前的单位社会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失序独断主义”(disorganized despotism)这种新的劳动体制。“失序”是指各种改革措施之间缺乏协调，它是独断体制的制度基础。“独断”体现在工人为谋生而对生产活动的制度性依赖、强制性劳动控制方式的实施、以及工人对这种控制危及其物质利益和道德准则的集体畏惧(collective apprehension)(Lee，1999)。密小熊结合布若威的思想及坦纳鲍(Tannenbaum)和李克特(Likert)关于领导方式的分类，发展出一个从左向右强制手段的比重逐渐减少，制造认同手段比重相应增加的劳动控制体制的连续体，构建出⑴“剥削式专制”、“仁慈式专制”、“协商式威权”和“参与式民主”四种控制工厂体制。2001年至2002年，他对北京某生产专业工业玻璃及玻璃仪器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研究，收集了该厂大量文献资料，访谈了包括干部和工人在内的25人。他发现，市场转型期国有企业在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的同时，其内部开始形成“仁慈式专制”劳动控制模式(宓小雄，2007)。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劳动过程的研究也有所进展。李静君采用拓展个案研究方法，研究了分别位于香港和深圳的两家工厂。她发现，两个企业同属一个企业主所有，在相同的管理团队的管理之下，采用相同技术生产相同的产品，但两个企业里的女工却遭遇不同的工厂体制。对于香港工厂里的已婚的主妇工人(matron workers)，管理者允许工人在紧急情况下出厂处理家庭事务，允许家庭话语出现在工作场所，不扣迟到一两个小时的工人的工资，但把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主妇工人没有感受到管理者的残酷控制，她们事实上已经内化了规训机制，这使得外在的管理控制变得多余。这种状况被称为“家庭霸权体制”(familial hegemony)。对于深圳工厂里的打工妹(maiden workers)，老乡网络(local networks)是她们前往深圳、寻找工作、学习技能、度过工厂生活的主要支柱。她们在老乡网里寻求慰藉和力量，老乡网也提供了破坏和抵制管理权威的基础。但是管理部门却诡诈地把老乡网转为己用，它利用老乡招募工人和传播生产技术，也利用老乡网和地缘差别控制劳动力。依性别和地缘分层而组织起来的垂直劳动分工，削弱了工人的横向联合，提高了管理控制能力。这种状况被称为“老乡独断体制”(localistic despotism)。李静君的研究说明，性别与阶级之间有互构关系(Lee，1998)。任焰、潘毅(2006b，2006c)考察了企业的宿舍劳动体制，认为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宿舍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潘毅(2007)研究了深圳流星厂的劳动控制，发现企业凭借装配流水线、作息时间表、工厂守则、电子眼等技术将一个年轻的农村人转化成具有劳动能力的产业劳动者。沈原(2007)研究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后指出，布若威笔下的霸权可称为“制度霸权”，因为此类霸权形成的基础是工作场所中的各种制度安排，而中国建筑行业的工人、包工头、班组长把社会关系带入了建筑工地的劳动过程，构建了“关系霸权”，这种霸权具有生产忠诚、约束不满、提供秩序的作用。2007年，王晓晖考察了贵州省三个私营水泥企业(学名分别为黔厂A、B、C)。他认为，自布若威以来，学者们考察企业的工厂体制时，都把一个企业看成统一的整体，他们对工厂体制的讨论是以企业为单位的，没有看到同一企业之内可能存在多种体制这种现象。在他所考察的黔厂A、B、C中，管理层会因工人与其关系的亲疏、工人的贡献的大小、工人抗争力量的强弱的不同而对他们采取“差异管理”，造成不同劳动关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与管理者关系亲密的工人，在管理上自由放任，在利益上倾斜；对于没有“传统社会连带”关系的工人，机修工在厂的地位往往比其他“倒班”的岗位工的工人高；身份和年龄不同的工人，遭受的“等级控制”也有所不同。“差异管理”造成同一工厂内的工人分属不同的工厂体制。他因此提出了“分层工厂体制”概念，以此表明一个企业内存在多种“体制”的现象；并且指出，在中小型私营企业内，“恩惠体制”和“独断体制”是“分层体制”的两种主要的次类型。基于对黔厂A、B、C的考察，他还提出了“生产中的关系”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即认为 “生产中的关系”的特征相对地独立于企业的产权结构)，提出应把“管理工作”当成一个“劳动过程”而予以问题化，考察管理者的管理理念、管理者的利益、他们采取的管理策略等等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再生产的(王晓晖，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