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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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茧房概念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总统的法律顾问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通过对互联网的考察，桑斯坦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
“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最为人熟知的来源是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该书出版于2006年，尽管为时尚早，但彼时信息的个人化、定制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
早在1995年，比尔·盖茨就曾预言：在未来世界，量身定制的信息将自然增加，每个人都可以编排一份完全符合自己兴趣的“日报”。而在次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学者尼葛洛庞帝也预言了个性化定制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即将出现。
桑斯坦非常认同“我的日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以及信息量的剧增，每个人都能随意选择关注的话题，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打造一份个人日报，但这种信息选择行为将会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
正因为契合了对此现象担忧的社会心理，“信息茧房”这一概念逐渐被大众认可并被广泛使用。
但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时，算法还是个模糊的概念。当算法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内容分发的通行规则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信息茧房”似乎更能贴切地描述算法所造成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面向大众生产新闻，并依赖人工编辑的方式进行分发，并无明确的受众细分意识。而基于算法推荐的内容分发，以用户的个人特征为标准进行信息筛选，并向用户推荐与其兴趣和价值观高度匹配的个人化信息，由此形成“千人千面”的内容消费形态。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分发方式使信息传播更加扁平化，各类信息内容的显现度与曝光量由算法规则所决定，受众可以自由选择信息，削弱了专业媒体的内容把关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担心，算法推荐机制正通过个性化的名义背离多元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是否会过分迎合用户偏好，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进而导致信息封闭？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茧房”概念又被重新提起，用以批评算法分发所导致信息接收窄化、信息结构失衡问题。无论是用户还是内容供应商，都开始认同这一概念。更多人将其与网络场域的意见分裂、极端化以及社会整体价值观离散化联系在一起，以证明“信息茧房”对社会共识基础的侵害。
一方面，时间有助于信息茧房的形成，使个体不自觉地陷入浏览推荐信息，对推荐算法感到高度满意并且很难感知到自身信息受限。而另一方面，时间又使得个体熟悉了信息平台中的种种功能操作，会采用相应改善推荐算法的功能来丰富自身的信息来源以对抗信息茧房。
选择性的第一点体现在个体基于自身而选择浏览不同的信息内容。这种选择性造成的差异被推荐过滤算法放大，从而会增强信息茧房的形成。第二点体现在个体对于功能性的选择会对自身态度造成了不同影响。当选择更为“主动”、对推荐算法有修正作用的操作时，会削弱信息茧房的形成。
信息平台设置的算法功能包含推荐算法的程度越高，会使得信息茧房越容易形成；信息平台设置的算法功能体现个人自主性的成分越多，信息茧房越不易形成。
人的自我实现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的用户缺乏与异质化的人或观点接触机会。自我兴趣成为了用户探索外界的唯一意向，并且这种意向通过不断满足阻碍着用户注意力的转移。这种虚假的自我个性满足，很容易让用户从单一定向的观念去“窥视”全部事实。就这样，用户被这种“满足感”所“异化”，成为了客户端的“奴隶”。
比如早期应用软件为了留住客户，会以大量的低俗的表层信息吸引用户，一旦用户点击某类文章，头条的机器就把用户贴上了猎奇、粗鄙的标签，进行相似内容的重复推荐。“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对新用户处理不够好，因为新用户没有个性化，所以他们打开主信息流容易出现低俗内容。”低俗内容因其易接受性获得更多的推荐，一旦用户产生阅读兴趣，就会遭遇重复性的轰炸。用户在媒介表层信息的麻醉作用下，不断弱化自己的思维意识，从而产生依赖感。严肃的审美被欢乐的审丑行为所湮没。用户不断在嚼食机器推荐信息的过程中,强化其固有的内容取向，形成恶性循环。
“信息茧房”的主要作用在于用户对意见气候的感知上，从而影响舆论。这一影响体现最明显的是群体中成员的意见的极化。群体是基于社交关系组建，群体内部观念性比重远大于内容性比重。因此，重复观念性内容的推荐，会强化用户对于某种意见的认知。这就是观念性标签也就态度开始发挥影响舆论的作用。在群体中“信息茧房”效应一旦生成，群体内容的信息过滤机制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这使得圈层当中，与优势意见相同的观点不断增多，并且不断帮助其他用户强化认同感，产生了所在圈层能代表社会整体的错觉。这种设置非但没有的将不同意见圈层联系起来，而是起到了反作用，加剧了某种观点的极化。
长期被“信息茧房”“围困”的用户，由于自我的信息渠道被个人兴趣所垄断，留给公共议题的传播渠道被挤压且不断被排斥，很难引起用户的注意。信息茧房”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过滤机制在的助推下，让用户不断沉迷并且乐此不彼。自我个性内容的不断出现挤压着公共议题的媒介空间，使得公共议题在信息洪流中淹没。
放大到整个社会来看，不同圈子间话题不同而且很难改变，这就导致社会中出现多个信息壁垒。随着信息壁垒的增加，社会中的层级增多，并且相互排斥。分散的圈层导致整个社会黏性降低，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日益困难。
（一）微博用户的个人差异形成的选择性心理
个人差异论是卡尔·霍夫兰于1946年首先提出，经梅尔文·德弗勒修正后形成。这个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面前，个人由于需要、习惯、信念、价值观、态度、技能等的差异而对信息做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这个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选择性和注意性理解”。微博上的信息量庞大，个人不可能做到全盘接收，用户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而在做出选择行为时，就必然受到选择性心理的影响，用户会依照个人的喜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选择，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适感”。因此，对信息的选择性心理是形成“信息茧房”的原因之一，“它将用户束缚在由兴趣和先入之见所引导的狭隘的信息领域”。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则会强化用户的先入之见，加深用户固有的一些浅陋之见，最后走向极端，造成偏激的观点、言论或者行为，由此形成群体极化现象。
（二）微博意见领袖营造群体压力形成群体“回音室效应”
群体压力论是一种与社会关系论相关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群体压力能够影响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加入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团体，团体对这些意见的认同会加强个人关于此意见的信心。媒介的信息一旦不符合团体的利益和规范时，便会受到团体的抵制。在微博上，意见领袖对于群体压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微博意见领袖通常是某些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大 V”或者公众账号，他们由于自身的职业或经常发表富有个性的言论吸引了大批认同其言论或者对其行业感兴趣甚至是同行业粉丝的关注。这些粉丝自发性地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认同意见领袖的言论，由此形成了一种“群体共识”。在评论中不符合群体共识的他人言论，几乎都会受到这个团体（包括意见领袖）的排斥和抵制。由此形成一种群体压力，以此来维护团体的共识。
桑斯坦称之为“把自己归入他们设计的回音室（echo chambers）”。这种群体压力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在群体中很容易形成信息茧房，虽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见、达成共识，但是共识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意见，当意见领袖错误的意见受到群体压力的作用时，在相对封闭的“茧房”中这种错误的意见会不断得到重复，令到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并形成沉默的螺旋来抵制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形成“回音室效应”。
相似的观点通过“信息茧房”内的“回音壁”进行发酵，非常容易导致群体意见的极化，甚至还会走向网络暴力和线下行动。
（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成“网络巴尔干化”
微博作为 Web2.0时代兴起的媒体平台，它为用户所提供的筛选关注功能、个性化定制功能以及协同过滤的技术成了“信息茧房”形成的温床.微博为用户所提供的功能实际上将微博上的不同领域的用户分化为一个个小群体，这些小群体的内部意见是统一的。这有其潜在的隐患——会造成“网络巴尔干化”。
网络巴尔干（Cyber-balkanization）概念由美国麻省理工教授马歇尔和埃里克提出。意指网络已分裂为有各怀利益心机的繁多群类，且一个子群的成员几乎总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或阅读仅可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员的信息或材料。在微博上，由于用户个人的喜好与习惯，驱使其选择了不同的关注者，定制个性化的信息，同时又以评论、转发、分享关注者的言论来吸引更多的意见趋同的用户，过滤持不同意见的其他个人或团体，由此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因某种共识而积聚，同时抵制其他不认同该共识的用户，维护团体意识。同时作为信息推送主体的“大 V”、公众账号等又迎合这个团体，积极推送团体认同的信息和意见，协同过滤其他不同的意见和信息。在微博庞大的用户群中就形成了无数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都有不同的共识，相互之间很难沟通，但内部意见是一致的。这些分裂开来的小团体如同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一样复杂多变，被称为“网络巴尔干化”。
网络巴尔干化的形成如同在微博上有无数个相互对立的小部落，部落之间相互不认同，部落内部有一致的共识。部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越发凸显出来，出现群体极化行为是必然结果，如2012年的“7.6微博约架事件”。
微博信息茧房形成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造成了频繁而不利的影响。在个人层面，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了个人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失真；在社会层面，群体极化引发网络暴力，对公共秩序造成破坏，信息壁垒促使社会分化，社会黏性的丧失，社会关系变得紧张，导致社会整体价值观的离散甚至缺失，妨碍现实社会基本共识的达成。信息茧房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亟须得到有效控制。
（一）微博主流媒体积极推广主流价值观
相对成熟的价值走向构成人们的意识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确定每个人行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称之为主流价值观。网络上主流价值观的彰显，能表现出网络社区的稳定和有序。
微博上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权威媒体的公众账号，拥有数百万的粉丝群体，关注者中不乏许多社会精英人士。这些账号在宣传主流价值观方面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微博信息茧房的形成，自然而然地对主流价值观形成了一定的抵制，主流媒体必须引起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合理运用宣传报道策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权威示范作用，在微博用户心中树立起价值取向的标杆，让微博用户明白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二）积极建设微博公共领域，增强信息聚合与共享微博媒体应形成“公共论坛”，增强信息聚合与共享。
通过向用户提供“非计划”、“不想要”的信息，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信息，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并让用户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交流、讨论，避免孤立，减少“偏于一端的误导”。
特别要注重对一些持中立观点的用户提供多元的信息和观点的“热门微博评论”，利用微博媒体的权威性，积极获得这部分用户的认同，赋予他们新的认知和观念，并扩大影响，自上而下地拓展用户的信息面、知识面，增强“信息偶遇”，打破信息壁垒，将困于信息茧房中的群体解放出来，避免群体极化的形成。
此外，通过微博官方技术的突破，加强公共议程设置。通过将正在发生的、引起高度关注的信息主动向用户界面推送，引起用户的兴趣，从而将公共议程纳入个人议程中，弥补个人因关注领域狭窄而没有机会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的缺陷，让个人从封闭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
（三）注重微博意见领袖形象的培养
意见领袖往往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群体极化行为的潜在推动者。在避免和控制群体极化行为的过程中，意见领袖同样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培养意见领袖形象，可以在发生群体极化事件后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对群体极化行为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微博新闻媒体公众账号通常都在向用户报道新闻、推送信息。这就要求微博媒体在报道中最大限度地反映各个阶层的真实声音，做到均衡性报道，以成为当前舆论的报道者和引领者，并在工作中积极应用媒体的监督职能，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的“探雷器”和“避雷针”功能，这是塑造媒体“群体领袖形象”的必由之路。
对于微博“大 V”等微博个人用户而言，塑造意见领袖形象同样重要。作为微博上地位较高，拥有更为宽广的信息接触面的个人意见领袖，更应注重对群体内部多元信息的推送和分享，为自己塑造公正、客观的形象，合理引导粉丝群体意见聚合，让粉丝群体能够接触到外界更多的信息。这就如同在封闭的房间内打开一扇窗户，让房间内部的人能够呼吸到外界新鲜的空气。
微博意见领袖应致力于不断扩大这扇窗户，让更多的信息透进来，也可以让内部群体接收到更多不同的信息。
（四）个人应扩宽信息认知范围，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微博用户扮演着微博信息传播主要接受者、参与者的双重角色，更是群体极化行为的主要参与者。个人应积极避免自身陷入信息茧房，更不应参与到群体极化行为中去。微博的关注机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微博用户信息认知范围的受限制。这种限制并不完全是官方造成的，个人选择性心理在此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作为微博个人用户，应清楚认识到陷入信息茧房的不利性，积极拓宽信息认知范围。例如，关注不同领域的微博博主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官博，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意见或信息，但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积极参与微博热门话题的讨论，将自己视为公共领域中的一份子，在理性讨论和交流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避免与偏激的言论或他人发生冲突，微博并不是相互攻讦以胜负来判断个人价值的场所，在面对偏激或者极端的行为时，可以选择退避，这对个人并无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要做到理性讨论话题，扩宽自身认知范围，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桎梏，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个人媒介素养，是个人对媒介信息进行判断、解读以及应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微博个人用户可通过增强对信息的辨别能力，在碎片化、繁杂化的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分享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充当谣言和暴力的助推器，健康的微博舆论环境离不开理性的网民。此外，微博个人用户作为自媒体，也应提升自己的媒介专业素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