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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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作用的一门科学，它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达拉斯·斯迈斯认为，应该从宏观上关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他把大众传播看作是处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的人类实践活动，认为传播机构与经济机构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要从媒介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出发，从历史和制度的方法来理解传播活动，并关注公众利益和人类的发展。他强调研究大众传播活动必须研究有关的政策和机构，特别是权力问题。这种研究起点和方法一直被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坚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以1948-1949年间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斯在美国伊力诺伊大学传播研究学院开设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为标志，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这一领域以北美与西欧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代表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其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初创期、蓬勃发展期和反思拓展期。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可谓处境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当时美国的学术环境相冲突，也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所不允许。从总体上来讲，早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处于政治经济取向的解释性研究阶段，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尽管如此，斯迈斯的论著不仅奠定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取向，而且对加拿大和美国的传播政策和传播改革以及世界传播新秩序作出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的研究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传播政治经济学才得以在北美传承下来；第二，他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后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第三，他还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如国家权力与媒介的关系问题、媒介政策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等，其中许多研究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一方面，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硕果累累，不但继承了早期的研究课题，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蓬勃兴起，进一步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这个时期，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新课题就是围绕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现象展开的研究，主要是跨国媒介对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个课题引申出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化依附、文化帝国主义，关注的焦点也从媒介企业扩展到整个文化产业上。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一些欧洲学者开始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国家的学者。从整体上看，西欧学者与北美学者采用的是同样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但由于政治经济背景、学术传统上的不同，其研究也略有差异。首先，西欧学者更重视对理论本身的建构；其次，受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思想以及西欧社会现实的影响，西欧的研究较多地关注文化工业、媒介集中以及私有化文化等问题；最后，欧洲研究在对传播活动的分析中更强调对阶级关系、阶级权力以及阶级斗争的研究。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除了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政治氛围对于左翼学术研究来说较为宽松以外，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以及西方社会现状，特别是媒介产业的发展，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课题，直接促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播政治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反思和拓展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结合世界传播发展的新形势，开始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结果和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传播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广播电视、电信业的私有化、商业化浪潮出现了全球化趋势；第二，跨国公司、跨国媒介集团迅速发展，从以美国为主导转向多元化，跨国公司体系复杂化；第三，卫星技术、光纤技术及因特网等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媒介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加剧了电子媒介领域的竞争。传播政治经济学家结合新的社会现实，深入反思了这一问题。比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对“文化帝国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对排除固执政策的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与媒介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普遍关注的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探讨谁控制了新技术，谁就是新技术的受益者，社会公正与民主是否是信息新技术的自然结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