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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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是指中等财产，和社会阶级无关。中产人家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产阶级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词常用于专业人士、学者、知识份子，或大企业、公营机构、政府部门的中级管理层，或中小型企业东主，中学、小学、幼儿园校长、教师、社工和护士等。
中产阶级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社会地位，稳定的心态，因而希望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不管标准怎么定，完全具备以上三个特点，就可以归为中产阶层。
而且，以上三点是以因果，以前提条件排列的。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才能谈到社会地位，有了稳定的收入，地位，心态自然稳定，心态稳定，自然不希望社会变动。中产阶层多了，社会当然稳定。
中产阶级有时也被戏称夹心阶层，意即他们既不如上层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夹在中间。
中产阶级的界定因素随各国有所分别，但基本上多以收入及拥有资产作界定，其他因素则包括教育、专业地位、拥有住屋或文化等。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多数可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拥有自置物业及私家车，亦是中产阶级的象征。
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
就是这样含混的定义，也仍旧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定义强调的是职业(职务)和经济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说，“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对王朔的定义，当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说法，中国最大数量的中产阶级应该出现在10来亿安分守己的农民中间，众所周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产”，而是温饱和小康。
自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未来若干年在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经济学人就将中等收入阶层与时髦的中产阶级划上了等号。这样的倡论，其作秀成分多过严肃的学术探讨。
在中国大陆，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
在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这（收入）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 “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按照这样标准，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30%。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定义，每个月收入1万至4万港元的住户列为中产住户，这类住户占了整体住户数目的55%。
就收入而言，美国的通产家庭年收入在3至20万美元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据估计大约80%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
一篇文章提出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
·1、年收入20万元以上。
·3、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
·4、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
·5、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
·6、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
·7、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
·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
·9、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
·10、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
.11、有否田园情结、能否享受寂寞、孤独自守、喝啤酒红酒、听爵士乐
这几年中产阶级吵得很热闹，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楚定论。社科院专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农历马年底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划分为10大社会阶层。在这份听名字极容易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写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陆学艺及其研究小组基本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似乎有些讳言。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员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IT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阶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 80%。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3亿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 2001年，印度有6000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
《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通过财富级别而非收入区间来界定中产阶级。这份报告称，如果以美国为基准，当地人的财富标榜为5万至50美元（按照2015年中期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购买力系列，持平值按当地购买力计算，那么在中国拥有20万至180万的财富，就可以称之“中产阶级”。
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也就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左右，分摊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1.75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2／3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一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60%，约18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1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
可资比较的是，2001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
一个3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人均3.3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但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78万港币，也就是约80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数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1万至4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1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1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积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
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为获得一个较好的外部形象，或为了讨领导欢心，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中国近20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14%强。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提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形成足够大的中产阶层的五条标准，
一，城市化率是否达到七成以上；
三，恩格尔系数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
四，基尼系数是否控制并保持在0.25至0.30之间；
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达到12年以上。
倘若中国真的有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少？哪些人群构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群？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于2002年5-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采取多相抽样的方式抽取大、中、小城市 3997户居民家庭作为有效样本户，进行了中国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调查结果截止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考虑到这是户均财产总值，这已经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了，所以，报告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众多质疑。然而，更为惊人的数字出现在今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家产达47.5万元，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22.83万元高出1倍有余。这个数字一公布，一时舆论哗然。
统计局数据的真假，其可信度，我们不想讨论。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衡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截至2003 年2月末，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03万亿元。另一组数据，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 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的富裕个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国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一半还多。为计算方便，假若我们将每一个存款账户都看做是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人数以标准的3口人计算，中国13亿人口，可分为4.3亿个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万个家庭，拥有国内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5万多亿，户均将近6万元，若其中又有1/3，可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到不了1亿人，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组数据。有消息说，截止2002年底，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90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则北京有中产阶级超过90万人。假若全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将近3000万人的中产阶级。另外，还有一说，中国目前有1000个亿万富翁，有 300万个百万富翁，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就很难相信一些“专家”所乐意张扬的，当前中国中产阶级超过2亿人的说法。事实上，我们相信，中国目前拥有 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比较“高标准”的中产阶级，即在经济上，人均年收入达到1至5万美元。众目所睹的事实是，中国中产阶级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只有达到如此收入，才有可能在这些地方买得起一套象样的“中产阶级标准”的商品房，满足中产阶级至少有一套房子，多数有一辆车子的隐性标准。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目前国内城镇居民的收入标准呈现阶梯状分布的特征。
有一个说法，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1、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2、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3、股市上的成功者；4、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5、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6、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7、部分新经济的CEO；8、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9、部分归国人员；10、部分学者、专家。这一说法与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的调查基本相符，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民间传说”的可靠性。中国中产阶级最大量的应该产生于上述10类人群。其中，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近年来，随着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和部分国企的变相私有化，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级的制造机。同样，如摩托罗拉等类的跨国公司也都像流水线似地替中国复制着“稀缺”的中产阶级。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有许多说法。国家信息中心某人士去年在深圳说：“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此人士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其信心之爆棚，令人瞠目，只是不知其讲话的根据何在。著名的美林公司也预测说，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但美国法院去年的一项判决告诉我们，即使是像美林这样的国际公司，有时候为了利益的需要，也是经常会说谎话的。所以，对这样的“悦耳”之言，我们需要两面来听。
中国未来需要更多的中产阶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上述10大富裕人群及一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外，北大教授萧灼基认为，未来中国中产阶层将主要来自以下五类高级人才：其一，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企业中，如果该企业上市，他们就可获得大量的分红。其二，金融证券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是指现行体制内的从业人员，而是指民营、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其三，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这些人的收入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将会大大提高。其四，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中高层人员。在北京，已经有了所谓的“首代”阶层，即外国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他们与国外同类人员同工同酬，又享受国内的低廉消费。其五，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另外，股市的一些股民也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6年12月13日发布的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指那些年收入介于巴西和意大利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人群（分别约为 4000美元和1.7万美元）。目前，这些幸福的少数阶层仅占全球人口的7.6%。但报告预测，到2030年，他们的数量将增至12亿，占全球人口的 16.1%。届时，40%以上人口进入富裕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中国家数量将超过30个。而目前，达到这一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只有6个。
老式中产阶级主要以农场主、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为主，更多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生产管理者。财产与权力是紧密相关的，个人的权力由自身财产所决定，而不必受更大范围内组织系统的权威所支配，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比较高。所有者通过自己的财产占有去工作，即使劳动市场并不乐观，这些小业主们仍能靠自己的庄园谋生。因此，最初的老式中产阶级以自雇的方式与其劳动、工作、生活相联系，并没有与自身的劳动力形成“异化”。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工业化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农业、种植业为生的农场主、种植园包工头逐渐被边缘化，新中产阶级悄然而起。
新式中产阶级主要以学校教师、推销人员、专业人员和办公人员为主体，并由处于科层制顶层的权威人员制定并解释规则，更多是从事知识信息产业创新、符号再生产的文化工作者。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有少数人拥有并支配权力，悄然兴起的大多数白领人员受他人之雇、以给别人打工的形式出卖自己的笑容、时间乃至人格。由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在社会地位的层次方面划分不清，白领人员的名望很不稳定，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地位恐慌的状态，形成了社会地位的“无产阶级化”，其社会地位与声望并不像老式中产阶级那般显赫。他们不仅并未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高薪水，而且与自身的劳动力发生“异化”。
同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的是，新中产阶级与生产的创造性、动态性、独特的人类潜能相分离，这种异化的程度并不受其工资的涨幅而有所淡化。以挣工资为目的的工作，不管工资有多高，都有可能导致异化，尤其是白领工人之间的异化。推销人员、进货员、巡视员……在这种去技术化的工作中，工作本身的技术含金量被大打折扣，一个人能胜任的工作，另一个人在操作时也完全不会受到技术性的阻碍，员工之间的相互替代成为可能。如果一个白领工人想对其老板抱怨工资或工作环境，那老板很快就会雇佣另一个工人来顶替这个位置，而不需要什么培训。因而其他工人就被看成了竞争者，怨恨也由此产生。以挣工资为目的的工作是相对于那种以技术性和自我提升为目的的工作而言的。
工人为了挣工资而竞争，他们对更高工资的渴望与资本家力求控制、剥削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要求高工资却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极其不受资本家欢迎的，如果一个工人想对其老板抱怨工资或工作环境，那一旦老板找到还有同样或更低工资的替补员工，他们就会解雇工人，工资只会越来越低，并且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但尽管如此，他们的仇视目标仍然是同处于一个层次的、同样被操控的白领工人，而非默默操纵并享用这一切的上层者，究其原因就在于背后权力的一整套运作机制。一方面，白领人员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到强权侵犯的时候不敢甚至不愿意去争取，他们不想迈出自己的不自由但安全的舒适圈、故步自封，不想受到任何多一步的挑衅。因为这种自由不能像他们受到的压迫那样由高层施加或者所谓虚假的恩赐给他们，而是要靠自身的争取、征服。在长期的被统治下，他们已经害怕去冒险，他们只能懦弱无能地将矛头指向另一个自己。
另一方面，这些对中产阶级具有操控权力的上层者常常在隐秘的方式下实行强制，在新型的科层制管理世界里，操纵取代了权威，由一种有形的、暴力的、物质性的权威转变为无形的、温柔的、心理性的操纵。
无论是上述没有技术水平可言的普通人员，抑或掌握着专门性知识的专业人员，譬如医生、律师与教师，均在无形之中受到权力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操控：医生作为医院的雇员，在上医学院前还要接受着对其父母的阶级和职业阶层的筛选；律师作为法庭的官员介入了国家的政治领域，服务对象仅为一小撮上层人士和金融利益集团；而教师作为学术的仆人，生产、批发、消费着自己制造出来的“知识商品”并“售卖”给学生们。
他们看似可以依附于自己的知识与价值观体系进行诊断、审判、教学，但他们遵循并传播的仍是上层阶级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并受其思想控制，且他们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正当”的权力是强烈存在、渗透着的。正如书中在谈大众媒介的宣传作用时提到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忍受甚至喜欢现有的内容，是因为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可能；人们往往非常乐意去看，去听，去读别人培养他们去看，去听，去读的东西”，高层在选拔人员时更倾向于选举“弱小姐”一样的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他们听话、服从，更容易被灌输与统治利益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并为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