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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目标，是介于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量之间的变量指标。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最终目标的达到，必须经过许多中间环节，中央银行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而直接达到其最终的目标，而只能通过观测和控制它所能控制的一些具体的指标来影响实际的经济活动，从而间接地达到其最终目标。这些能为中央银行所直接控制和观测的指标就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是基础货币，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概念最早是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当时的中央银行并不是从宏观控制的角度来考虑中介目标的，直70年代中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思想才得到发展，中介目标才逐渐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在我国理论界，货币中介目标问题至今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特别是近年来很多理论界的观点和货币当局的具体政策分歧越来越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主要是依据一国经济金融条件和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活动的最终影响确定的。由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特殊的传导机制和调控作用，可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数量化的依据，因此，准确地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重要环节。
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主要标准有以下三个：
一是可测性，央行能对这些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加以比较精确的统计。
二是可控性，央行可以较有把握地将选定的中介目标控制在确定的或预期的范围内。
三是相关性，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西方主要国家货币当局一般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宏观经济实施积极调控。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主张宏观干预政策无效的货币主义理论逐渐兴起，货币供应量目标开始受到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青睐。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货币主义者就正确预见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崩溃，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宏观微调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随着这些预见逐渐得到70年代的经济滞胀现象验证，以及货币主义者通过对长期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趋于稳定的结论，再加上整个70年代频繁发生石油危机这类实质性冲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自然成为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政策制定者看来，货币供应量指标无论是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上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标略胜一筹，货币当局只要盯住货币。
然而，虽然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在抑制通货膨胀上一举成功，但由此造成的利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美国等的经济的困难。不仅如此，在引入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美联储等很快发现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偏离原有的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和相关性都迅速下降，最后不得不放弃该中介目标，当然，虽然近年来这些西方国家的货币中介目标基本已经稳定下来，但经济学界对此的争论缺从未停息，学者仍在运用各类方法，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Edward Nelson(2003)从新凯恩斯现代整体经济框架出发，去考虑货币总供给变量的地位，认为货币总供给也应该受到持有货币通胀目标的央行的足够关注——尽管他们一直在以利率作为操作工具。
综合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所持有的相同论点，认为货币总量仍然是货币政策的基础，尽管很多模型忽视了这一点。而更多的学者则是志力于对Taylor规则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判断。例如在为纪念泰勒规则发表十周年，Athanasios Orphanides发表《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iv，检验了Taylor规则对货币工具对美国经济的整体推动，再一次对Taylor规则基本原理，从宽窄两个口径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