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阳春时刻，毛泽东主席亲自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的讲话像春雷激起了每位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内心的强烈震动。
24岁的严正是鲁迅艺术学院刚成立不久就进入鲁艺戏剧科学习的学生之一，他们学习的内容都是艺术理论。对于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是个抽象、模糊的概念，似乎只要是爱国、抗日就是为民众了。所以当听到讲话阐述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时，颠覆了很多人的“象牙之塔”的理念。
1942年，严正已经从鲁艺毕业了，留在了“鲁艺实验剧团”，正是刚从小鲁艺毕业的阶段。以后的路怎么走？他还不能完全清晰，但是，哥哥严恭的话他永远记得：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紧跟党走！他决心到“大鲁艺”中去……
1、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
严正想起了1939年春节，在延安县第一次观看群众闹秧歌，热闹得很，虽然是小场子歌舞，却十分吸引人。看来，这种艺术形式群众性很强，遍及整个陕甘宁边区。他觉得这就是“工农”的艺术。于是有意识地结识了“伞头”——即领舞，搜集了秧歌的基本步法、唱词、服装、化装，小场子时对舞的动作与表达情趣等。决心原汁原味地学习这门民间艺术。
1943年元旦，鲁艺为宣传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组织了秧歌队。刘炽和严正就成了延安鲁艺第一支秧歌队的“伞头”（领舞）。几天之后，“鲁迅艺术文学院秧歌队”鲜红的门旗竖立起来了，在五色缤纷的彩旗和大幅“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标语的簇拥下，一支几十人的大型秧歌队踏着锣鼓点，扭着健壮的舞步，从桥儿沟出发了，向延安南关外边区政府献旗，向延安北门外边区联防司令部献花。
但是尖锐的批评也来了，集中一点：不够优美！
听了这一尖锐批评，刘炽和严正像被当头浇了一桶凉水。
仔细想想，自己的扮相真难看啊！作为秧歌队的打头人，严正比其他演员的扮相还更难看——头上扎了十几个小辫子，辫子上插上各色的纸花；面部是仿戏曲“丑”的扮相，眼上涂上两个大白粉圈圈、红鼻头，脸颊抹上两块红圆饼，两耳挂着红辣椒或红枣串串，身穿大红袍，手持大团扇和绿色手帕。舞步舞姿基本上是保持旧秧歌的扭动姿态……
晚上，严正在窑洞里油灯下细细地再次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到“大鲁艺”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去发现他们的劳动之美，人性之美。
通过学习解答了困惑，他们茅塞顿开、思绪清晰，心情顺畅了。
2、象征人民胜利的秧歌诞生了
由于创造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改变，鲁艺秧歌队由丑变美了。
秧歌队全部改为“俊扮”。头扎英雄结，身穿绣花红肚兜兜，外套天蓝色的上衣，腰系彩绸缎带，看上去人人精神焕发，个个英姿飒爽，真是一派新时代气魄，他和刘炽两个“伞头”装扮也漂亮英俊了。
但手上要扔掉大团扇和绿手帕，改换什么样的道具却感到为难。应以什么具体形象，来作为表现工农兵战斗风格的鲁艺秧歌队前导的标志呢？同志们提出的方案不少，但都难以选中。
正在大家聚议设想时，猛然间，看到一杆红旗迎风飘扬，红旗上的镰刀、斧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大家喊出：应该是它，是镰刀、斧头，它是人民大众的代表形象。
1943年2月9日春节，鲁艺秧歌队以百余人庞大阵容，破天荒第一次高举镰刀、斧头，工农代表形象领衔，大队扭着欢快、健朗的舞步上场，用陕北秧歌高声地唱着：“虎出山来龙翻身，四海金鱼闹龙门，军民同欢枣园会，共庆胜利贺新春，哎唉哟，感谢乡亲们来贺新春。”
之后，鲁艺秧歌队连续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西北局、文化沟等处演出，每天到延安农村演出五六场。
由于鲁艺秧歌队的面貌全变了，深得群众的喜爱，每到一处，群众皆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
院长周扬同志听到笑着对秧歌队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
群众看了演出后说：“鲁艺家秧歌变样了，唱的、演的、跳的一满美的太咧！（陕北话好得不得了之意）”。
鲁艺新秧歌掀起了延安表现群众革命时代的秧歌运动热潮，迅速向各部队、机关、工厂、各革命根据地流行。
新秧歌也迅速传进农村，老乡们真心喜爱这表达人民心声的革命秧歌，自觉地抛弃了旧社火，彻底改变了过去落后、低俗的状态，一片欣欣向荣、欢快、振奋的新气象。
3、说农民的话唱百姓的曲
经过创作革命大秧歌的磨炼，鲁艺同学们坚定了永远走“到大鲁艺中去”之路的决心。1943年4月，严正和一些同学调往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文娱科，做戏剧导演和演员工作。
当时，延安演过苏联、法国的名剧，也演出过《日出》等剧。1944年春节前夕，同志们决定自己编一个剧本。
1939年至1942年，是延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针对这种情况，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兼任西北公学校长明确指示：我们的文艺一定要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这次，严正等人是自觉坚定地深入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边区农民在大生产中，创造了“变工队”的互助形式，来提高生产率。他们就在这新生事物中去了解、学习农民的思想感情。慢慢地，农民喜爱的自己也喜爱起来，甚至，对老乡的劳动都感到那么美，那么有韵律。
创作组写出了“风吹谷叶沙拉拉响”的优美诗句，真实朴素地表达农民对丰收的喜悦。在集体讨论下，剧本由陆石执笔，汪吉修改，很快完成，定名为《动员起来》。由音乐组配以优美的陕北民歌曲调，确定由严正导演，张婷乙、李高峰、杨啸空、刘苏分别饰演剧中角色。经过在生活中反复排练，同学们又体会到深入艺术源泉对创作的巨大帮助。
主演张婷乙与枣园后沟的农民三嫂子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嫂子丈夫常年“赶牲灵”——搞运输，她一个人承担了地里农活和家务，却从不叫苦，乐观、爽朗，劳动是一把好手，寻常的喂鸡、挑担都那么英姿飒爽，那么美。张婷乙从学习她的精神入手，学习她的气质、动作。当向三嫂子请教怎么演好张拴婆姨这个角色时，三嫂子告诉她：“走路风摆柳，说话唱出口，装扮投人眼，人人好叫头。”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演出过程中，群众反映很热烈，笑声、掌声不断。
剧组先后走了庙嘴沟、孟家湾、枣园乡等十七八个村和机关、部队、医院，演出近三十场次，在延安这么小的地方，观众有两万多人。许多群众看了一遍，恋恋不舍，追着剧组到下一个演出点，说：“枣园家秧歌闹得美，这会儿没看一辈子耽搁咧！”甚至剧中唱曲成了流行歌曲，出现了演员台上唱、观众底下和的盛况。
周恩来副主席专门指定用《动员起来》等几个秧歌剧，在美军视察团、国统区记者团访延安时，招待他们看。《新民报》著名记者赵超构，从延安回去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延安一月》，其中有一篇专门写了这次文艺招待会看《动员起来》的感受：“……据说‘变工队’开始组织，民间还有许多疑虑，《动员起来》就把民间所有疑虑，借张拴婆姨的口提出来，而村长一一予以解释。在各地演出以后，一般农民不敢提出来的疑虑都消除了。演出反响热烈，农民听到张拴婆姨和村长辩论时，听婆姨说一句话，他们就喊一声‘变不成哩！’；听到村长的答复，他们又喊一声：‘解下哩（明白了），变成哩！’，如此反复‘变不成哩’‘变成哩’，一直看到完场，可见他们观剧时的心情……”
为什么能有这么强烈的心灵沟通和互动，除了说的是农民话，唱的是老百姓爱听的曲，更重要的是，演的是庄稼汉最关心的事，群众简直不是在看戏，而是在和自己、和自己的家里人谈心，在决定今后生计的大事。
4、让艺术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动员起来》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李克农同志讲，毛主席还给秧歌队起名叫“枣园秧歌队”“枣园文工团”——“枣园”是党中央的驻地，甚至是代称，以“枣园”来命名是极大的荣誉，很高的政治评价。
1944年3月，中共西北局宣传部春节宣传工作总结大会，将这部秧歌剧评为一等奖，1944年12月边区文教大会授予西北公学“枣园文工团”为工农兵服务模范集体单位，并授予张婷乙、李高峰等几个主要演员一等奖和边区劳动模范称号。
1944年3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特别称赞秧歌剧起到的教育作用。
毛主席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的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两个字分量很重，听了让人很震动，“我们的文化”，讲述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立场，与人民的关系、对革命的态度。
剧组的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也受到很大震动，这一切都是遵照座谈会讲话，到“大鲁艺”中去，拜工农群众为师，向他们虚心学习，把自己的立场、思想、感情做一个根本的改变，而取得的一点成绩。
大家深感为百姓做了一点事的喜悦，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是那么令人激动、为时代做些许推动的工作是那么光荣，决心永远到“大鲁艺”中去做好我们的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