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一生赏析1902年冬天，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普通人家。他的少年时代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凤凰城外有一条清流，他经常和儿时的小伙伴在河里游水嬉戏。因为家境贫寒，在他十五岁那年，不得不去家乡一个土寨当兵，混口饭吃，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五年的行伍生活，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沅水水域，水滋养了他的性情，对他以后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从文虽然投身军队，但并没有停止读书，因而受到湘西王陈渠珍的赏识，被留在身边当秘书。
1922年，那年沈从文二十岁，这一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曾这样写道：在二十岁之前，生命是沉睡着的，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沈从文在二十岁之前，完全是为生存而活着，被动地接受环境支配的生活状态，然而二十岁之后，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了。1922年夏，沈从文怀揣着“读好书，救救国家”的信仰只身来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学那课我不明白的人生”。但他只有高小文化，未能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只好开始自学。那时他住在会馆里，会馆是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的，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个亲戚，他得以在那里白住。虽然如此，生活还是特别艰苦的。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窄而霉小斋”，“乡下人”一边在旁听北大课程，一边没日没夜地在这个小公寓内伏案写作。我看到过沈从文的照片，给人一种温和儒雅的感觉，他的外表是平淡的，但他的内心却是倔强和火热的。刚到北京时，姐夫曾这样对沈从文说，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沈从文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此后，他创造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并结识了一些作家和学者。1928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作家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29年，在徐志摩的推荐下，他来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认识了女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1930年，赴国立青岛大学（现在的山东大学）任教，一直到1933年。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沈从文这叶浮萍终于有了寄托。他又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沈从文的母亲病危，他匆匆赶回湘西，行前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沈从文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乡了，然而，当真正到达之后，还没平复一下心情，才猛然发现，故乡，已不是过去的故乡了。他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融入到人和事的叙述之中，即《湘行散记》一书。然而，同期创作的小说《边城》则不同，他要表现“一种人生的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虽然和《湘行散记》一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景都很优美，但《边城》则加入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寄托着他对“美”和“爱”的追求。这两部作品，奠定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从1939年一直到解放，沈从文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沈从文再次受到时代的影响，迎来了他人生又一重大的转折。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教学楼里挂了标语，要打到“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路线”的沈从文；校园里贴出了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批评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被宣判了死刑，他开始将工作重心移向文物研究。但他的内心却是孤独而悲凉的，“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都是空的”，沈从文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会成为反动派。在不堪承受的政治压力下，他用剃刀割破了血管，被家人送往医院，昏迷中，他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获救后，他经常对着清冷的月光，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泪流不止，贝多芬的《悲怆》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正好贴近他的心境。
沈从文放弃写作和教书，开始转向与政治无关的文物研究。1950年到1978年，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78年之后，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1981年，沈从文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这本书，他准备了整整15年。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病辞世。同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沈从文，因为他已经去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这并不影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沈从文去世后，凤凰县政府和沈从文家属商议，将其骨灰安葬在距县城不远的“听涛”山下。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此墓，以示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