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这个时期由220年承，建立（）开始，到589年灭而重新统一结束，共369年。可分为时期（以正统，与并立）、西晋时期（与东晋合称）、东晋与时期、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共150年）。另外位于，全部建都在（孙吴时为，即今天的）的、、的、、、等六个国家又统称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的兴起、的勃兴及、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⑴科学技术突出。如的的计算，的《》等。
⑵思想界异常活跃。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⑶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⑷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2]
文化成就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系统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南北朝文学——作品选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前期，是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标志从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西晋）《》、（梁）《》、（梁）《》等论著以及（梁）《》、（陈）《》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陶渊明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的到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2-3]
三教互相渗透
尽管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合流的趋势。[1][4]
时代思想
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