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GUE 10月刊邀请6位／组年轻创作者——于文文、陈剑莹、杨好、刘佳玉、丁一滕、陈虹曲&喻静璇，跨越音乐、电影、写作、艺术、戏剧、游戏等多个领域，记录他们的故事，书写他们的创作脉络，灵感如同星火，携带着充沛的能量，扑面而来，势不可挡。
此刻，创作，不停。
在戛纳捧回了最佳短片金棕榈后，
陈剑莹并没有得到多少喘息的机会。
从蔚蓝海岸，一路到巴黎，
再辗转踏上回国之路，
她的时间被各种社交、采访、
分享会挤得满满当当。
尽管忙碌，她依旧享受其中。
这也是她一贯的行事作风使然
——勤奋、坚韧，
拥有极强的行动力，
不会被突如其来的荣誉冲昏头脑。
陈剑莹的性格风风火火，作品却充满着细腻的真情和丰盈的想象力，《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在戛纳的一鸣惊人也得益于此。陈剑莹用“诗意”来形容自己的创作风格，这也是很多人对《海边》的第一印象。片中，陨石即将撞击地球，灾难一触即发；江边的小镇随时都有可能被倒灌的海水吞没，居民们在危险到来的前夜纷纷准备撤离，沉默寡言的念念却决心在离开之前好好地与儿时的伙伴告别。在这部氤氲着忧郁怀旧氛围的短片中，她骑着助动车穿梭在即将消逝的小镇，努力在废墟和不安中寻找一丝往昔的痕迹。现实仿佛梦境中一般渐行渐远，念念在这里完成了她对城市和过往的体认，她与记忆的告别，真实而伤感。
白色丝缎长袖上衣、皮质风衣、长裤 均为Chanel
说起《海边》的创作契机，陈剑莹坦言与疫情期间自己的状态息息相关。那是一段停滞、摸索的时日，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按照计划开启自己的长片。而彼时，她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出作品了。不安的心绪在所难免，作为新导演，她在平日经常受到的各方质疑，也加深了这种焦灼。但正是这段寝食难安的时光，重塑了陈剑莹的创作观，甚至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她突然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拼尽全力往前冲就可以达成目标。疫情迫使她从“向外看”转变为“向内看”，她开始学会在独处中发现新的自我。这些观念的改变，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海边》的创作中。而这个诞生于朦胧状态中的项目，被当时的她看作是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悲情时代下的浪漫主义”，是陈剑莹为《海边》定下的先导概念。于是在脑海中，她建构了一个小镇少女寻找与游荡的故事，这成为了影片的剧本雏形。影片的取景地在宜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时间仿佛在这里凝结。陈剑莹对此情有独钟，她希望通过对摄影、调色和剪辑的悉心编织，去复刻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直觉。在勘景的过程中，当地的风土人情进一步完善了故事的层次，也为主题增加了新的表达切面。超现实的视觉、长镜头的运动、胶片的质感，一个个细节不断得到确认，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末日来临前迷人的水边世界。
陈剑莹说《海边》最为顺利的部分就是融资，长片的投资方在听闻短片计划之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尽管在找钱上，项目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碍，但在其他方面，则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胶片拍摄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得用数码机器拍摄备份，人员投入瞬间翻倍。影片一共有超过二十个场景，对于一个短片来说，堪称魔鬼工作量，转场的时候要扛着设备上山、下水，每一次都异常艰难。
在陈剑莹看来，与创作上的精神折磨相比，这些拍摄现场的“皮肉之苦”根本不算什么。影片在文本阶段就设置了很多层次的表达，试图让每一个观众都在其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内容——有的人看到对家乡的留恋，有的人看到的是对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上的摇摆，有的人则看到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珍贵瞬间。如何把这些层次用超现实的方式清晰地表现出来，让人心力交瘁。团队不断绞尽脑汁地推敲，又不断地将自己推翻。
回望整个过程，陈剑莹很自豪地说，《海边》是她完全跳出舒适区的创作。她过往的作品更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新作讲的是人与自身所处的环境、时代时间的情感，更为抽象，是她给自己在主题上设置的第一个挑战。视听语言上，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作品中设置如此多的外景。如何在没有条件创造光效的情况下，用摄影机捕捉自然的天光，同时保留独特的视觉风格，也成为拍摄时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第一次”，完片后陈剑莹惴惴不安，她无法预知观众目睹成片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好在最终的结果证明，一切的付出和推敲都是值得的。
陈剑莹从来都是一个勤奋的人，早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她就不让自己有一刻闲着。她跑遍全球，在世界各个角落体验不同的生活。为了不让自己手生，她更是满世界飞，努力抓住每一次拍片的机会。“对我来说，勤奋一直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而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更离不开‘坚韧’二字。”在陈剑莹看来，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上布满荆棘，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怀疑，会让人随时随地想要放弃。但好在，她在创作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方式。也得益于强大的行动力，让她在一个大体量项目无法顺利展开时，及时调整方向，投入短片的怀抱，以小博大地完成了自我价值的体认。
在不断工作的过程中，陈剑莹最大的感悟是“电影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ready’。在执行中，人才会变得越来越‘ready’”。剧本永远都在打磨，剪辑永远都能调整，如果一味等待，将会丧失很多机会。而试错，也不啻为一个实现自我成长的绝佳机会。
说起戛纳获奖后自己生活上发生的最大变化，陈剑莹发现自己突然多了很多与更年轻的创作者交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她欣喜于自己的经历能够给他人带来一些力量；而这本身也成为燃料，反哺了她的精神状态。金棕榈的加持，不仅为她接下来开发的新项目带来契机，也帮助她摒除了此前的顾虑和浮躁，变得更加纯粹。她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手头第一部院线长片做好。
在陈剑莹看来，高光时刻永远都是短暂的，低谷才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事情无法陪伴人的一生，但是“爱”却可以，无论这个爱来自他人，还是源自自我。也因此，“爱”会成为她接下来持续探讨的电影主题。她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能够一直饱含深情，踏踏实实地为观众、为自己讲好一个又一个故事。
杨好的写作者身份总是
被赋予一些特定的前缀，
这几乎成了她在创作中
需要面对的天然博弈：
她笔下的故事和角色一定只关乎人，
及其背后复杂的、流动的、
不断变换的世界，
而非简单直白的标签。
这是杨好在尽情畅游文学之外的
世界 又回归最初的理想后，
渴望用文字做到的事情。
“即使知道那些是你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到最后你依然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很特殊的感觉。无缝衔接到下一个创作，我认为是太过于机械化和技术化的。但你还是得处在一个‘我要动笔’的状态。” 杨好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男孩们》，故事追踪了两个男孩成长过程背后的沉痛秘密，以及他们面对虚拟的游戏世界、处在人性的深渊如何探索和挣扎。在杨好的文字里，读者能普遍感受到一种节制，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但她自己却一直处在对作品依依不舍的告别中。《男孩们》已经出版了将近一年，杨好有点像是进入到一个不太顺利的瓶颈期。她从每天五十字、一百字慢慢恢复写作，脑海中仍然在不断思考下一本书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并且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始终绷着一根捕捉细节与瞬间的弦。“一名写作者应该是24小时都无法休息的状态”，杨好这么认为。
棕色长袖毛衣 Giada；黑色百褶裙 Hermès；
耳饰 Bimba Y Lola
人们常常把杨好定义为一位“青年女性作家”，但她却对这样的前缀不以为然。她认为一旦把任何限定语加在了‘作家’这个名词前面，就仿佛把创作者划分为一个个特殊群体，造成一种不公平竞争。“文学的竞技场上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在进化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的成长过程中，杨好绕过许多“弯路”：出生于文学家庭，从小就想当作家却一直“逃离”文学，不断在文字以外的世界尝试着“是否可以用更实际的行动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她学过电影剧本写作和德语，学过比较文学、艺术史、艺术商业，甚至在前几年搞过创业，但终于在创业壮烈的失败之后，“被打回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文学也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的”。
于是在2019年3月，杨好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黑色小说》。故事发生在伦敦，青年M想当作家，女孩W是留学的美术史学生。这些不难看出杨好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射，她形容这是一段“把憋在心里的感受、把保存的记忆倾涌而出的感官刺激，一种依赖直接经验转化而成的文学体验”。而到了2021年出版的《男孩们》，她对创作的出发点有了更多层的思考：是该继续在虚构上构建新的实验吗？还是找新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使命？随着写作、阅读、思考时间的增长，想法的变化不断雕塑着她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成长。“我现在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不应只依赖于自己的体验，哪怕在看似特别同质化的城市生活里，仿佛不经历任何波澜，我们也会遇到关于人性的各种怀疑。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遇到什么样的经历是你不能去苛求的。但是从这样的经历中，你转化出来对人性、对世界、对历史、对时间的看法和构建，这是对写作者能力的考验。”
“懒惰”是杨好十分警惕的陷阱，这一种“惰”并不单指向字面意义上的不勤奋，更指向在写作上选择投机取巧的捷径，这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写作其实很容易写‘滥’。当你写完第一本书的时候，已经掌握了一些文字和写作的技巧，你继续凭着技巧也能写，但那样的小说很容易套路化。现在我们获取阅读资料比较容易，你也可以从别人的阅读经验里构建出自己的一套技巧和套路。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技术玩家。其实我觉得越写越要认清如何摆脱阅读经验，摆脱懒惰带来的文学套路。”
然而形成“个人风格”并不同于陷入“套路”，后者是一种技术、知识，甚至是一份可以被刻意训练出的成果；而前者超越语言和文字本身，是读者能瞬间识别的独属于作者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也是杨好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最终目标。“我只能是向这个目标努力，不停地推翻一些东西，然后重建一些东西。我希望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第三部长篇小说的漫长旅程之前，杨好决定进行新的尝试，让中短篇小说成为她恢复元气的 “回血包”。但即使是这个新的开始也不如她想象中顺利，一篇中篇小说写到15,000字，三分之二的篇幅已经完成，她既不满意，又无法进行修改，于是宁愿全篇舍弃。回顾这一年，杨好对创作上的“断舍离”显得十分淡然，与这些决定本身的沉重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会挣扎，今年的困难就在于总是写一写就要废一些东西，进展很慢。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不断地在冲击着你的创作，而创作者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就自己编故事。”
从《黑色小说》到《男孩们》的两年间，关于多元化、包容性的进步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不同地区之间因为缺乏交流而加剧隔阂。杨好在更具象化地反抗一个二元的世界观，“因为那很轻易地促使人给文学作品做一个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而文学本身只指向人，只指向世界，无法简单去区分好坏善恶。所以当下的文学作品反而容易变得单薄，看似好像是代表了女性，代表了被压迫的群体，代表了看不见的人，但其实这些代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人处在世界上都是特别渺小的个体，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要看向个体，而不是看向我们代表了什么。让我难过的是，当聪明的写作者知道自己要代表什么的时候，文学也就成了一个手段，一种障人耳目的人际游戏。”
小说需要反映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复杂状况，而并非呈现直白、易于判断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杨好认为另一个要警惕的陷阱是“知识”。她一面贪婪地汲取书籍、电影、音乐中的养分，一面又警惕知识制造“问题被解决的假象”的能力。“我一度非常信奉知识，我以为知识会是通向救赎之路的一切。” 但当杨好决心成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时，她认为自己必须做一个决断，“如果我就做一个游荡者，哪里都不属于呢？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离开知识带给我的安全感。我发现我反而更自由了，不再是单纯地攫取知识，而是产生一种反方向的思考，用另一种思路阅读。这让我平静下来了，因为当知识不再成为我的立身之本时，反而给到我不同的营养。”
做一个游荡者，杨好宁愿置身于一种更不稳定、不安分的状态中：逃离懒惰的“套路”，逃离知识带来的安全感，摆脱当代创作者因阶级和教育背景的高度相似而造成的同质化。她的创作依赖于人类作为独特个体的复杂和多面，以及这些个体身处变幻莫测的广阔世界中的可能性。她说：“当下的世界平稳又充满巨大的危险与不可知性，作家要和世界一起经历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学要在变化的时代去讲述那些永恒不变的问题。文学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是我现在能肯定的，但文学要带着人的问题，哪怕下面是未知的深渊。” 这是她与她的文字所拥抱的使命。
“每当有人问我怎么看待
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我都不知如何回答，
对我来讲这个问题是 不存在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分开去看待过它们。”
对刘佳玉而言，学习的开端即是创作的起点。2012年，她考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信息体验设计”专业，从那时起她就尝试以人工智能、编程、数据可视化等技术为媒介创作装置，进行表达。刘佳玉的第一件作品和“wildness”有关，这其实是她的第一次学科命题作业。在对不同的人进行采访，收集到令每个人感觉到安全自在的场所信息后，刘佳玉做了一个帐篷。当观众进入帐篷，会触发装置随机播放一段声音，它们来自伦敦各种被人们提及的角落，比如地铁车厢、森林、图书馆。如果这段声音恰好是地铁或森林里的风，帐篷还会晃动。对观众而言，此刻帐篷之外就是“野地”，但当他们走出来，又会重新回到安静的展览空间。“其实是希望让观众在帐篷的小空间里面能去想象外面的大空间”，刘佳玉说。
这个作业一完成，就得到了在V&A博物馆展出的机会。在为她制作的影像资料中，她的名字前有了一行形容：“新媒体艺术家”。刘佳玉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做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创作第一次开启就得到了惊喜和正向的反馈，之后类似的推力和认可也持续出现。“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就应该做这件事，从来没想过什么乱七八糟的。”
戈壁绿连衣裙、黑色长靴 均为Hermès；
金色纽结耳钉 Mistova
在刘佳玉2014年的毕业作品《隐形之内》（Within Invisibility）中，中国各城市的风力数据通过技术手段被伦敦幽蓝色的风扇即时感知，不同大洲和国度的空气在观众眼前发生了动态叠加。VICE以专题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作品，刘佳玉开始被关注。2017年，在《河边》（The Riverside）中，一条经过长城的小溪的河床出现在了伦敦，“水流”经由立体建模后复刻的河床，汇入了泰晤士河。2020年，刘佳玉回国组建工作室，在桂林完成了个人作品《逆流而上》（In the Flow）。
这一次，水流攀援到了喀斯特地貌的高耸山石上。她的作品总会展示出对自然流动的物质的关注，“其实我是想用自然的流动去表达宇宙的流转”，刘佳玉说。水流看似每天寻常不息，但它的每一秒又不同。正如城市每天都在那里，但等热闹的白天过去，后半夜的城市会进入平静的休整与修复，在习以为常的背景上呈现出另一种鲜活。“其实我更关心的自然，它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一切都是自然的，人也是自然的。”
《逆流而上》
“叠加”也是刘佳玉喜欢的感觉，时间与空间、人与环境，不同维度的边界都在她的表达中具有相互叠加的可能——这是技术带来的可能。出生于90年代的刘佳玉是代码转换和数据传输快速变革的经历者，接触艺术时，她并非先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或雕塑语言，再在这个核心之外用当代技术寻求新的方式。“我当时就是一边学软件，一边学硬件，一边再去学创作，所以我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这样。每当有人问我怎么看待艺术与科技的关系，我都不知如何回答，对我来讲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分开去看待过它们。”刘佳玉说。
相比绘画或雕塑作品能鲜明地显示艺术家的风格，新媒体艺术因为呈现的方式多样，且大量素材和程序都以开源形式存在，要在创作中树立个人风格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刘佳玉相信，清晰稳定的艺术语言或风格源于作品量的积累，“所以就不要着急”。在创作的过程中，她几乎都处在轻松快乐、自由自在的状态里。“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可能就是没有学过那么多年的画画，在一开始接触艺术创作的时候没有什么以前的固有思维，没有包袱和理论的束缚，反而做得会更加开心，更随意。不用总想着我得批判点什么，一定要从里面去寻找它的意义是什么。无意义可能也是一种意义，它是一种当下即时的反应，是你对世界和社会立刻的反应。”
正因为以技术为工具进行创作，人和人所做出的回应对刘佳玉而言就尤其重要。从被观看的角度，新媒体艺术的很多作品会使用传感器，如果没有观众存在，传感器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唤醒，作品也将永远沉睡。从创作表达的角度，回顾自己2014年、2017年做的东西，刘佳玉觉得依然挺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不要把技术看得过重的原因，如果把技术看得过重，它肯定就有过时的那一天。而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白南准的作品，是因为它所传递的情感是不会过时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会过时的，因为除了技术之外，它还有其他强有力的支撑。”
上：《海浪》 下：《冰屿》
2020年回国后，刘佳玉开始更多地和商业品牌合作。她不认为一个新媒体艺术家具有商业性有什么不好，原因之一是新媒体艺术是一个操作性、实践性极强的艺术类型。“你得试过VR，试过AR，试过不同的技术，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先在一个时期大量地去做实践，然后沉淀总结，再去做个人创作，经验会可持续地回流到你自己的灵感和创作概念中。”更不可回避的是，每一个创作者需要直面这件作品做完了之后，下一件作品的成本在哪里？有实体的艺术作品和较单纯的影像作品都可以走进画廊，参加展会，找到藏家。但新媒体作品是很难进入这种常规模式中的。刘佳玉认为，或许与品牌合作，创作和呈现作品的过程，就是新媒体艺术品流通和被收藏的过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正式回到国内已经两年，刘佳玉将要进入她所说的沉淀阶段。她将整理几年中新的实践经验，重新分配时间，计划再做一批个人作品。现在她也在筹备自己的NFT艺术项目。对于“NFT”这个概念，刘佳玉觉得它就像是“十年前你跟大家说你在做的‘新媒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会觉得你是创客，或者这就是数字艺术。那时候大家对‘新媒体’的定义也不太明朗。”
上：《踏浪逐梦》 中：《幻漠之花》 下：《虚极静笃》
有趣的是，刘佳玉感觉NFT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可能会让上一个新概念“新媒体艺术”被大众所接受。她很看重接下来的NFT项目，想单独把它作为一个计划来操作，因为她不认为数字藏品就足以代表这个名词。“NFT本身是一个新的创作逻辑和技术，我并不觉得 NFT会怎么样，而是在讨论作为技术和一种创作媒介它可以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的新项目是基于NFT媒介去完成的，而不是一个电子图片或者电子视频。”刘佳玉说。
摄影师：邵迪
造型: 赵慧Michelle Zhao
编辑：张静Mia Zhang、朱凡Juvan Zhu
撰文：柳莺（陈剑莹）、郭芷君（杨好）、闫夏（刘佳玉）
统筹: 郭月女Summer Guo & 戴丽斯Dellis Dai
化妆: 李济群
发型: 高鹏
执行制片: Emma & 关关
美术：程景
时装助理: 周昕怡、杨珞薇、蒋薏煊、刘庭宇
设计：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