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满江红》特别红。电影《满江红》在春节档表现不俗，这部看似传统的电影之所以能在种种类型中脱颖而出，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层出不穷的反转，以及对于观众情绪开关的精准掌控。纵观国师近两年的作品不难发现，“叙事密度”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之一。而这种风格的落实与巩固，离不开幕后一位缜密的操盘手的贡献，那就是原创剧本作者兼编剧陈宇。进可担任编剧、导演、制片等一线创作岗位，退可登上三尺讲堂教书育人，陈宇的视野是流动的，但对于讲故事的手艺却有着某种极致的追求。带着问题，我们找到陈宇，试图理解《满江红》剧本“搭建”成功的原因，张艺谋“老而弥坚”的原因，以及他们三度合作的原因。
在结束《坚如磐石》和张艺谋的第一次合作之后，陈宇回归了自己的工作，直到有天电话响起，他再度接到导演的邀约。张艺谋告诉陈宇，太原郊区修了一所体验式的古建，城墙盘亘，巷子幽深，想请他跑一趟，在此处空间里构想出一个原创故事。给张艺谋写剧本，跟常规的编剧工作不大一样，陈宇自认承担两部分的职责：第一是方向，作为原创作者，他需要找到故事的角度和高度，截取人物生命中的历程和侧面；接下来才是实际的编写，以严谨的戏剧原理，塑造人物结构。具体到《满江红》的创作，陈宇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深宅里漫步。到底要写怎样的故事？他所考虑的因素涉及现实、心理、美学、商业性等等。空间隐隐将答案传达给他：一拨人，在这里要搞一件事情，这件事应当具有极致性，难于登天，他们也具备着激烈的情感，甚至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就是要把事办成。在这样的情境下，会迸发出怎样的可能性？有了起始行径，岳飞所作的《满江红》自然而然地来到陈宇眼前。这是陈宇儿时会完整背诵的第一首词，对他来说，《满江红》意味着在家庭诗词大赛中击败两个哥哥，获得一袋巧克力奖励的风光；以及出自书香门第耳濡目染的气度和浪漫。
但知识分子气息如何与大众的情感需求相调和？这也是陈宇和张艺谋在打磨故事阶段花费大量时间攻克的难关。历史总是复杂、千人千面的，拍其他作品的时候张艺谋就面临着相似的选择，20年过去，目标由秦始皇变成秦桧，“到底该不该杀”？杀了，不符合这伙人最高的行动任务和精神追求；不杀，观众无法快意恩仇，堆积起来的情绪无法得到纾解。最后他们找到了解法，既见了血，帮助观众抒发情绪，又能唤起这首词的存在终究大过私情乃至生死的主旨。
方向和调性确定下来，就该要规划详细的情节。陈宇开始了在古建群里的实地测量，从这里走到那里是否可行、需要多久？走到那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能否跟之前的内容形成衔接？早在初创阶段，《满江红》故事的展开就与地文样貌密不可分。这段创作过程，可以称之为“测绘式编剧”。以脚步丈量文本格局的方法固然繁琐，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效。放弃原本计划“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之后，张艺谋仍然鼓励全组，说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遗产”。所谓遗产，指的是去掉一镜到底的视觉概念后，存留在剧作中的紧凑感，以及布满张力的节拍感。事实上，张艺谋之所以会选择三度跟陈宇合作，与他对情节的压缩和推进能力有着直接关系。而这种能力的锤炼，离不开陈宇在博士导师那里学来，并传递给学生的训练方法：极简构景——一张长椅，代表台上是一片公园。东西边各来一个人，他们从彼此陌生，到建立人物关系、推进、发展、不断升维，贯穿15分钟的时间，中间要跌宕起伏，不能让观众乏味。
他始终认为，真正的戏产生于限制和逼迫之下，存乎于人物关系的碰撞。《满江红》里面，就是张大和孙均关系的变化。所谓电影创作者，实际上从事的是情感工程师的事业，研究情感的内在运行规律，方法是具象而科学化的。陈宇会为他的每部剧本画上一张庞杂精密的力学图，核心便是要控制叙事动力的积蓄、阻滞和释放。他的创作从不依靠上天垂怜的灵感，而是勤恳扎实的搭建与平衡。
大年初三，《满江红》上映第三天，吃午饭的功夫，陈宇就看到张艺谋已经开始在安排后面的工作。陈宇略感无奈地劝导演，咱们是不是好歹放松一下？但对于张艺谋来说，哪怕放松，但实际跟伙伴们见了面，谈的还是工作。昨天下午，他们又汇集在导演的工作室，商讨后续的计划。“毫不夸张地说，我在整个影视界见到的所有人里面，他的勤奋度就是排第一。”
在剧本创作阶段，包括在拍摄现场，张艺谋会和演员进行反复的讨论，他非常鼓励乃至逼迫演员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尤其是影片中有许多像沈腾、岳云鹏、魏翔这样的喜剧舞台走出的人，并不需要他们按照剧本上的台词一字不差地来说，可以按照自己平时习惯的表演方式来诠释，希望能够在他们身上获得一些新的创作和惊喜。他们很努力地去完成导演的期待，最后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做到了。
在陈宇看来，《满江红》并不是悬疑和喜剧类型的综合体，悬疑是基础，喜剧则是加入的元素，恰好与春节档的氛围适配，使观众能获得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也同时平衡了影片肃杀和暗黑的气质。如果想让观众动容，有时需要铺陈一些反向的情绪，具体到《满江红》来说，前半程小人物的嬉笑怒骂，是为了让人能够与这些小人物们产生有效的心理联结，在这个大前提下，后面的重重反转，甚至迈向悲壮的收尾，才会真正震撼人心。
《满江红》并不能用喜头悲尾来定义，“因为人类的情感非常复杂，观众如今可能很难接受像当年《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样的苦情戏，如何去调动和触动观众，还是要精准地了解他们的情绪运作过程。当然如果停滞不前那也不成，创作者应该不断地探寻人类情感的内在规律，可以说，我们就是电影创作者。”
选择喜剧演员除了丰富作品的情感多样性之外，在拍摄过程中，也确实能够为紧张的工作带来不少乐趣。尤其是沈腾和大家对戏时，对手演员往往很难控制住不笑场，沈腾为此甚至不惜“面壁”：“我有这么好笑吗？”也难怪张译在采访中说，拍一部《满江红》，不用买开心麻花和德云社的票了。在一众演员中，易烊千玺是比较独特的存在，他饰演的孙均是电影中相对严肃的人物，而他本人也是第一次与张艺谋导演合作。陈宇在片场会观察易烊千玺，发现他的状态就是一个不断奔向演技派的演员，与孙均的适配度很高。由于孙均是武将，张艺谋觉得他的身上应该有上过战场的印记，所以考虑在孙均的脸上设计一道疤。当把这个想法和易烊千玺沟通的时候，他不仅欣然接受，对导演说：怎么弄都成，而且很乐于看到自己的造型上会有突破，并没有任何的负担。
“他的眼睛里是有东西的，会有思考，以及很强的心理感受。你会明确地感觉到他很少说话，但是会在认真听其他人在说什么，吸取重要的信息，所以我认为他能够承担一个较有心理纵深的角色，像孙均这样一个有弧光转变的人物，他表演得很好，我蛮高兴他能加入这部影片。”陈宇对易烊千玺如是评价。
在电影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张大送给舞姬瑶琴的那颗樱桃。影片中的女性角色虽然不多，但却是整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张大和瑶琴的感情线，更是为影片增添了温情的气氛。由于故事发生在军营，当中的女性本来就少，如何使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合理存在，也成为了这个特定创作天然设置的一个难题。但张艺谋和陈宇都认为，在这个“敢死队”一定要有女性角色的存在，因为自古以来家国情怀不只是属于男性，它同时也适用于女性，历史上对巾帼英雄的呈现往往更加可歌可泣，而瑶琴这个角色的加入，更成为了这一惊天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张大在电影中有一句台词：“瑶琴以自己的命来完成这件事情，你认为我还能苟活下去吗？”张大并不是没有过痛苦，没有过犹豫，但是瑶琴的力量激发他，促使他一定会坚持走下去。同时在军营这个惨烈、凌厉的环境之中，瑶琴传递的女性力量不可或缺，尤其是那颗樱桃。当瑶琴举起樱桃望向日光的时候，那一刻，芸芸众生对于简单、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有了比较具象的展现。“那个镜头艺谋拍得很美，这就是我们朴素的中国人，一生就是为了追求安稳度日，但为了大义，愿意付出生命去换取更多人的幸福，所以这条线其实寄予了我很大的情感寄托。”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满江红》团队就希望把电影打造成一部合家欢式的电影。所谓“合家欢”，并不仅仅代表要让所有观众都哈哈大笑，而是能让全年龄段的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能和他们的价值观与喜好尽量达到共识，更像是一种“价值观与美学趣味的会师”。
从价值观角度来说，很多家长看完影片后，希望孩子能把《满江红》背下来，孩子也非常配合，甚至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自发地站起来吟诵，这说明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电影中忠义精神的呈现是有着高度认同的；从美学角度来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大家都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有独钟，这是一部好的商业电影应该具备的元素。“当然，这些共识的基础之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文化基因。虽然主流价值观，每一代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与800年以前的人仍然是一脉相承的，那是凝刻在我们血液之中的东西。”这是陈宇所笃信的。《满江红》在这个春节档的成功，为类型片及原创故事创作者们，打了一针很有必要的兴奋剂。关于类型片的创作，陈宇有一套总结出的“大树理论”，他希望能够借助这次的对话，和更多的电影人一起分享交流：
文本层面上首先应该是一个类型片，这是“大树的根”，要满足这一类型观众的心理期待，同时符合类型片的创作规律；其次“大树的枝干”是个人表达，无论是讲述故事的方式，还是电影的形式，应该是具备个人特征的。比如克里斯托弗·诺兰，虽然他是一位主流商业片的作者，但是他每一部片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存在；最后“大树的树冠”是对社会问题的洞察与思考，故事应该针对某些社会痛点，具有一定的情怀属性，这三者合而为一，才是当下主流商业电影的检验标准，陈宇本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实践。春节档的热闹与喧嚣终将散去，但影片留下的宝贵创作经验却是可以不断精进且传承下去的，正像《满江红》中转场时，人物们配合着紧张的鼓点在大宅内步履不停地行进着一般，热爱电影的人也从来不会轻易停下脚步。这是电影的魅力，也是电影工作者们的责任与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