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缘的原因，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汉人杂居的城市。从五胡十六国开始，凡有少数民族割据，它就是政治经济中心。
隋唐之后，这一地区胡汉杂处的情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变，胡人安禄山带着他的多民族部队在此建立过短暂的燕国，军阀刘仁恭也曾在这里称燕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辽朝在此建立起入侵中原的核心区域，是经济兵源的重要基地。
此后的300年间，从辽入金，再从金入蒙，北京这座城市都有着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一时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烙印。但文化却会随着民族的消亡，逐渐变得稀薄，也会随着政权的不同，而迸发出不同的复合文化。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从放弃了大都跑回了草原，又由于多年的战乱，北京地区人口稀少，出现了大量荒田，为了恢复北平经济，从外地大批移民。明初北京的移民主要来源自山西和江浙。但由于明初建国南京，所以免不了重南轻北，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未能因此得到改善，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带来了大批江南官僚士大夫，北京的文化这才重建了起来。
可以这样说，明朝北京的文化，实际上是以当时的南方文化为主，毕竟当时以南方人最多，江南各地的民风民俗、饮食、服饰、方言、禁忌等共同涌入京师，使得京师之地的文化融入了更多的南方文化因子。
清朝建立后，北京成为了满族首要的聚集地。满清在北京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的内城，是只允许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居住。而原来内城的汉、回等族被迁到城外，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
原本北山黑水的少数民族，随着一代代的繁衍，已然发展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
就说语言吧，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
这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700年有关，而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在此建立过共计400余年的统治。
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整体淡出了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大量“儿化”词的尾音处理规律就是其中的代表。
“京腔”，其实就是清代满族逐步改操汉语的过程中，整个满族投入其中打造出来的，而因为北京成为了帝国的心脏，京腔也成为了国家官话，逐步向全国推广，起码在官方往来中，成为了必学的“普通话”。
再说京剧，京剧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满族的先民中长期流传着一种叫作“朱春戏”的民间戏剧，是集传统的满语叙事文学、民歌曲调、舞蹈表演程式为一体的艺术样式。
在满族没有文字和书面文学之前，这种带有形象可视性的民间戏剧受到特别垂青，也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爱好，所以京剧才得以发扬光大。
相声，也受到过满族曲艺八角鼓的影响而形成，早期的八角鼓形式之一“拆唱”，常由多人表演，以插科打诨的丑角为主要角色。作为相声创始人的张三禄就是因为当初拆唱八角鼓跟同行不和睦，没人给他搭档而改说相声的，也是单口相声之始。
另外就是服饰文化了，比如旗袍，唐装。唐装其实也是清代满族服装样式，只是后来通过西洋的“唐人街”展示出去，才被误称为唐装。另外，还有现在习惯传的“坎肩”，也叫“马甲”，本来是八旗兵中“马队甲兵”时常穿的无袖外套。
总而言之，北京作为一座长达700年来胡汉杂处的城市，它的文化是多元的，也是你来我往的，在不断地沉淀和积累中，形成了今天的北京文化。
它有汉人的传统文化因子，也有着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特点，满族在其中的影响也算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