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的话那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
老罗热爱音乐，家里有两三千张打口、正版CD。他喜欢小河，爱听小河版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近来狂热喜欢曾轶可，标榜自己为“可爱多”。话说一日，老罗听了曾轶可新唱片的小样（是高晓松给她录的）愤愤不平，觉得音乐佐料太多，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丧失殆尽。老罗是行动主义者，他马上调动自己能够掌控的所有资源，想为曾轶可补录一张民谣风格的新唱片。 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先跟天娱高层进行沟通，得知好像天娱也有此意。老罗马上找制作人、乐手。先找小河，小河要出国；最后找到了张玮玮、郭龙和我。张、郭对曾轶可的歌还有些好感，我是中立派。大家看老罗那种急切的心情，都答应了。可是录唱片的时间很短，只有六七天，要排练、进棚录音、缩混，几乎不可能。但老罗是写《我的奋斗》的人，大小也是个狂人，所以要跨越所有的客观障碍，一举促成曾轶可的民谣唱片的问世。 饭局结束后，老罗蹲在马路边，用笔记本给我们一张张刻曾轶可的歌，特像中关村卖盗版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十年来最上火的一件事。弄得我都想说两肋插刀的话了。 先是排练。大家租了一个两百块钱一小时的棚，老罗一开口就是“租它十个小时”。第一天和曾轶可磨合还比较愉快，排了《狮子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天使》。接下来几天，大家在一起编曲，《狮子座》是手风琴版的，结尾处玮玮编了一个狂欢式的合唱大solo。老罗也放弃了他英语学校的繁忙工作，天天到排练现场问寒问暖端茶送水。看他这么狂热，大家每天都排十几个小时，据玮玮说，给自己做专辑都没这么上心过。 等到要进棚录音，我们推荐了几个京城不错的录音棚，老罗挑了一个最贵的，台湾人开的“乐佳轩”，我提醒他，钱可要省着点儿花。老罗拍胸脯说他找到了一个土财主赞助，事后得知，这个土财主就是罗永浩本人。 四百块一小时的录音棚，非常大，像一个小酒吧，每个乐手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间，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天上午十点，大家就到录音棚调音，进行最后的彩排。下午三点，曾轶可和她的天娱团队步入现场。她可能是没吃中午饭，心情不好，加上当天是试录，录音师是个新手，曾轶可一试音就说声音不舒服，还说混响太小，结果加了又加，最后郭龙提醒：再加就成钱柜了。反正越唱感觉越拧巴，曾轶可对着话筒现场评价：这是我去过的最差的录音棚。而且对录音师非常的不以为然。录音师很老实，没说啥。幸亏我建议老罗，为了风格更多样，再录一个钢琴版的《勇敢一点》，还高价聘请了一个钢琴弹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现场伴奏。最后，忙活了半天，我们还没走，就听天娱的人说：我们觉得也就这个钢琴版的还不错。 晚上，我跟老罗通电话，说玮玮、郭龙和我，都觉得有点心里发堵。我们不是被雇用来的乐手，不冲你老罗，我们才不这趟混水。老罗也一再多方斡旋，后来决定，我们再去一天，曾轶可也会去，把专辑做一个了断。 第二天，我还在老罗车上，就听见他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我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个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虽然他很有理由不高兴。他对曾轶可还是一样的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文/周云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