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话评价就是：游走于政治与艺术之间。
《动物庄园》和《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践行其"反对极权主义、捍卫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两部个人代表作。这两部小说将政治主题有机地融合在艺术写作之中，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是典型的优秀政治小说。在作者奥威尔看来，"脱离政治的作品不过是隔靴搔痒，缺乏历史的厚重性。"事实上，奥威尔把政治小说的写作当做了一种艺术，而这绝非易事。它很容易滑向两种极端——要么过于政治化，生硬灌输思想主张和意识形态，枯燥乏味而达不到唤醒意识的初衷；要么过于艺术化，刻意利用语言的模糊性，采用晦涩离奇的象征，为文学而文学。但这两部著作以寓言和虚构的形式，成功地实现了"把政治写作当成一种艺术"的目标。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从在政治内蕴和文学艺术两大角度的成就，去透视这两部20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
一、 《动物庄园》——从"乌托邦"到极权社会的历史讽喻在创作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之前，奥威尔就已经在其早期作品中表现了将笔下人物进行动物化的倾向。这种描写在作者的写作历程中经历了从简单服务于外形描写到揭示象征意义的转变。到后期，他干脆采用寓言的形式，借动物革命讽喻人类革命，创作了《动物庄园》。
1、 政治内蕴：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俄国神话"的再思考
奥威尔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于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洛茨基派（在当时即保皇一派）而遭到排挤，归国后又屡遭打击，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从事反法西斯宣传。
《动物庄园》启笔于1944年，恰逢二战行将结束、世界一片凋零之际，前有东方"俄国神话"与斯大林"大清洗"的余波未了，后有德意志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赫然在目。在这部政治讽喻小说中，奥威尔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的政治家们，描述了一场动物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的变质：曼纳庄园的动物难以忍受人类主人的压迫，由两头猪——拿破仑和雪球作为领导者，带领庄园所有的动物起来反抗，赶走了原来的农场主琼斯，最终实现了动物自己统领庄园的愿望。农场随后即更名为"动物农场"，并且制定了农场的宪法——《七诫》。但不久，在领导者之间便出现了分裂，雪球被拿破仑宣判为革命的敌人，为达到一人独裁庄园的目的，拿破仑不惜捏造一切虚假证据，散发虚有信息，利用一切手腕驱逐了雪球这个政敌。拥有了绝对领导权的拿破仑，其特殊待遇不断增加，最终演变成为和人类完全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剥削者。宪法也由原来的《七诫》变为"一诫"——"所有的动物都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纵观整场斗争后，作者让读者感受道德是，其中"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实际上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没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一群"天真无畏"的动物怀着对理想的憧憬，冲出了人类管辖的牢笼，却又出乎意料地跳入了一个新的陷阱。没错，当人类被驱逐了，必然就会有另一个角色来接替管理者这个位置，来承担管理社会这个任务，因为"只要有聚居，就会有组织和领导"。而拿破仑和雪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属为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所论述的克里斯马型权威，即人格魅力型领导者。正是在"乌托邦"式美好未来的煽动下，全体动物毅然走上了光辉的革命与建设之路。但是"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就会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只要有权力的竞争和决斗，就会既有文斗，又有武斗。因为权力本身就是运用实力的意思"。权力是释放魔鬼的真正诱因。一方面，从"民众"来看，动物们希冀通过努力获取的美好"乌托邦"，最终迎来的却是极权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从统治者来看，拿破仑的初衷是受到老麦哲一席话的启发后，为了一个理想的平等社会而革命。可是，在尝到权力所带来的甜头后，潘多拉的魔盒被日益开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各种手段残害曾经的道友，最终和曾经的敌人——人类沆瀣一气，压榨昔日的同胞们，成为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者。
2、 文学艺术："陌生化"理论与"黑色幽默"
"陌生化"理论是什克洛夫斯基形式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即作者使叙事作品的"故事"与"情节"陌生化，注重离题事件的艺术创作，打破对事件的正常组合的一种技巧。通过这种技巧，使事件呈现陌生新奇的状态，使读者解读作者所描写的情景时，不便于用自身生活经验去直接解构，从而延长了消解过程。《动物庄园》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将耳闻目睹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转换成动物农庄的权力嬗变故事。这在宏观结构上构筑了离奇，使读者阅读时，能从故事中读到人类社会的相似性，却又不能用惯常的人类历史事件组合，去构想这个新故事的发展。此外，作者还采用了奇特化语言的方式来强化，以"风车计划"指"社会革命"，以"七诫"指"纲领"，增强语言符号的可感性，使读者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读起来像广告标语，成为了简短有力的政治讽刺语言。运用奇特化的事件——动物农庄的极权统治，使读者接受到的不只是原有的所指，而是一种扩大的所指，从而产生一种极权的印象、悲愤的情绪。再加上拟人化修辞格的运用：拿破仑猪——极权主义者、其他动物——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动物庄园——极权社会，取得了化熟悉为陌生的艺术效果。
"黑色幽默"是20世纪产生于美国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它的正式形成晚于这部著作的诞生，但在这部小说中已充满这种文学意识。黑色幽默的特点是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描写环境和人生之间的不协调，表现悲观绝望的情绪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冷漠的、无可奈何的自嘲和嘲他中呈现出一种离奇古怪的"幽默"。从运用轻松的笔调缓缓地叙述恐惧与死亡来看，字面上无半点悲悯，是一种冷酷、陌生的含蓄，而引发出无可奈何的一缕缕苦笑。如老马班杰明，原本是最精明的驴，对于农庄中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他看得最清楚，但他却很少开口说，一副视而不见的避世模样。从"七诫"的实施和篡改来看，拿破仑根据他的需要，对制度做无休止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与修改，就如"二十二条军规"可以随意皆解释一样。
二、 《1984》——辛辣的"政治预言"和"未来构想"《1984》的创作在《动物庄园》之后。大多数作家在经历了多年的奋斗后，熬出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便乐于在当地享受吹捧和名声。但奥威尔不为财富名声所动。《动物庄园》在1945年大受欢迎后，他内心的负罪感淹没了成就感。他陷入自己的内心困局之中：是接受那些闪着金钱的星光的橄榄枝去写周刊，还是潜下心来去创作更加发人深省的著作？这使他痛苦。而此时，《1984》开始在他脑海有了雏形。最后，他离开伦敦，去了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偏远岛屿——侏罗，于1949年创作了《1984》。
1、政治内蕴："记忆政治"与"反记忆政治"的博弈
《1984》与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对于这部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作者本人认为并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我对这本书并不十分满意，但也不是绝对的失望。我从1943年开始构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如果我没有染上肺结核，应该会完成得更好。"
自2013年"棱镜门"事件披露后，关注《1984》的浪潮再度掀起。后世读者惊异地发现奥威尔在其中构想的高科技监视与控制人类的未来在当代美国化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从创作时间以及书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时序做了颠倒，在基于对大致1948年前后的社会现实的了解上，对1984年进行了"政治预言"和未来构想。作者通过通过主人公温斯顿的梦境和回忆塑造了两种对立的记忆空间，即温斯顿模糊记忆中的事实和大洋邦塑造的虚拟历史空间。本文姑且将其命名为"记忆政治"和"反记忆政治"。
对过去记忆的重置在《1984》所塑造的社会中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记忆并非只是简单的个人化主观经验，它是具有"进行时导向"功用的一种重构的工具。由此，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公众庆典等行为被认为是国家和民间组织参与构建过去、引导未来的社会性活动。在《记忆的政治：民主社会中的转型正义》中，曾考察了一些由集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社会，在二战后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如何处理政权合法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创伤记忆，包括屠杀、暴力恐怖统治等问题。这些转型中的各国政府和组织根据政治、历史情况，通过特赦、设立真相委员会等方式巩固其民主法治统治。所以，"重置过去记忆"这一方式对于从资本主义等级社会向极权统治迈进的大洋邦同样不可或缺。只不过，前者是努力面对真相，后者是极力掩盖真相。大洋邦几乎不存在市民社会，而是对民众实行点对点控制，因此其人民记忆非社会现实所构建，而是——完全由英社构建。在此意义上，从此谎言也是真理，英社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的强大悖论得以深刻凸显。
《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被卷入了这个恐怖的政治体系中。他在外围党的"真理部"工作，其思想和写作同样受政治体系全方位的监视和钳制。他曾经反对这个体系，因此它通过正反两种模式的写作，过着他分裂的人生。在他的工作中，他更改过去的记录，适应英社的政策。他毁掉他人的成果，自己却偷偷地地写，私下里，用旧日记本和旧笔墨，来记录真实的历史。前者是有系统地用官方语言撒谎，后者是用真话热切地追寻真理。"虚假"和"真实"两种文体，导致他的情绪矛盾冲突，迫使他进行"双重思考"，在"记忆政治"与"反记忆政治"游走，苦苦地维持着自己心中关于错误与真理的天平。可在这场博弈中他终究是失败了，在恐怖的全方位监视下他从一开始就连这小小的平衡都不可能维持。但通过这个心藏勇气和理想的"反叛"形象，奥威尔给后来的读者传递了一些关于真理的隐秘想法；同时，奥威尔独立思想的作品，会成为现实社会去伪存真的动力。
2、文学艺术：生活经历与写作理念的融合
奥威尔认为对他本人而言，虚构事件很难。他曾跟一个朋友说："我总是把自己的性格强加在叙述者身上。总之，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这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一个重要缺点。"他觉得他应该在作品中充分利用他的每一次经历。如果不能放在小品文或评论中，就应该放在小说中"榨干用尽"。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奥威尔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基本都是自己的化身和生活写照。
奥威尔的童年大部分都在昂贵的贵族寄宿式学校度过。然而，在高昂收费下，学生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甚至为了半夜两三点到储藏室偷些吃的而费尽力气。更让奥威尔人寿不了的是这里肮脏的生活环境。奥威尔记忆中的学校肮脏、阴冷，充满惨淡的氛围。将这段回忆和《1984》放在一起阅读，竟然我们发现这种氛围与"大洋国"里的情景如出一辙。当温斯顿坐在满是熬白菜味的食堂里，满怀厌恶地注视着油腻的餐具、积满尘垢的缝隙时，我们仿佛看到小奥威尔的影子。
但是，真正使学校生活在他心里造成阴影的，是在学校中受到的欺压。这欺压来自于学校的管理者——威尔克斯夫妇。当时，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背景下，金钱崇拜是社会主流思想。威尔柯斯夫妇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势利、刻薄，在他们看来，减免穷学生的学费，是一项商业投资，必须获得声誉上的回报。一旦学生退步，没有为学校赢得好名声，界必须接受体罚，或直接打发掉。奥威尔努力地为他们赢得了两次奖学金，仍免不了经常挨揍，甚至经常因打他而折断了马鞭。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成年人恶意的体罚几乎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在这段经历中，奥威尔体会到了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的规则，以及无法打破这些规则的无奈。阴郁、沉默、孤独、对未来充满悲观，但对认定的真理却异常执着，《1984》中的温斯顿就是奥威尔的缩影。
奥威尔认为参与西班牙内战是他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在他严肃作品中的每一行，都透露这"反对极权主义，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语调。《1984》中，"大洋国"虚构对外战争状况，消除旧有的对外关系的历史记录，除目前的盟国外，"以前与他国的关系，一概不提"。此外，根据需要封锁敌对国或盟国消息，将敌国塑造成魔鬼形象，虚造战争的假象，虚报胜利的战果。因为一方面，胜利能鼓舞民众士气，增强其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英社又经常制造国家处于被外部征服或内部颠覆的假象，以转移民众在日常极权统治下的不满情绪。西班牙内战中保皇派的失败，让奥威尔切身领悟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通过描绘小说中的大洋国政府行径，奥威尔让读者和他在不同的时空，泛起同样一丝同情。
作为奥威尔的绝笔之作，《1984》是在他身患晚期疾病的情况下坚持完成创作的。他在疗养院时，医生要采取极端措施不让他写作，让身体和精神完全休息，于是没收了他的打印机，他便又用圆珠笔写作；医护人员又给他的手打上了石膏。奥威尔曾回忆了他在完成这部作品时自身的恐怖状况，这与《1984》中与温斯顿经历的磨难如出一辙："真正令人害怕的是他干瘪瘦弱的躯体。肋骨窄得像骷髅一样。……扭曲的脊柱令人忍不住惊呼。瘦小的肩膀向前缩成一团，在胸腔形成一个凹陷，脖子只剩皮包骨了，在头颅的重压下显得要垂下来了。"手稿完成后，由于创作背景太过艰辛，以致字迹很难辨认，无法送去打打印，薪酬涨到2到3倍依然无人问津。奥威尔只好自己坐在床上打出了15万字的小说终稿，终于体力不支，入了医院。《1984》出版后的7个月，这位卓越的作家去世了。创作这部著作时的奥威尔油尽灯枯，前路未卜，其中关于未来的构想便也相应地残酷阴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