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年）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开派诗人还有沈曾植、陈三立。但清代诗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于同光体。同光体的特点是主要学宋，也学唐，是趋向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较好内容，而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同光体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1821—1851年）以后，已经极敝，所以同光体易于转移人们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关键人物是陈衍。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斗争。同光体诗派至1937年告终结。
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
闽派陈衍主张诗有开元、元和、元祐“三元”之说，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石遗室诗话》)，重点在宋，他自己学杨万里；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陈宝琛学王安石；沈瑜庆学苏轼；后一辈林旭学陈师道；如李宣龚等则又是“直效海藏(郑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赣派代表陈三立，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派，后继者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尧臣、陈师道诸家。
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说。这派上承清中叶秀水派的钱载，影响不大。沈氏诗弟子金蓉镜，具体而微。范当世学黄庭坚，陈曾寿学韩愈、李商隐、黄庭坚，俞明震学陈与义。不属于此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的诗人，“同光体”诗人的诗，早期还有些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较好内容，而较多的则是写个人身世、山水咏物。清亡以后，大都表现复辟思想。
同光体主要学宋的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原因是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到道光以后，已经极敝。“夫口餍梁肉，则苦笋生味；耳惓筝笛，斯芦吹亦韵”（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所以同光体易于转移人们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键人物是陈衍。他在清亡后发表《石遗室诗话》，选《近代诗钞》，更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风靡一时。其乡人林庚白早年学同光体，后来终于摆脱。他深有感慨地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湜、郑珍、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虽囿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今诗选自序》）这是同光体诗人的反戈一击。
早在陈衍标榜同光体的光绪年代，其同乡友人林纾也已加以非议。他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识语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纛，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
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斗争。柳亚子为此把“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驱逐出社。然朱玺辈是不在陈衍诸人话下的人，打击朱玺，并不能使“同光体”退出诗坛。加以“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林庚白《今诗选自序》）。直到陈衍的32卷《石遗室诗话》出版的次年(1930年)，持有诗界革命观点的金天翮，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进一步指斥同光体诗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这是对同光体最后的有力的抨击。到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入侵的时候，陈衍病死于南，陈三立病死于北，次年，郑孝胥死于伪满洲国，同光体诗派至此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