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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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应指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它表示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发生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你在购买一种商品时，如果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对于你来说，你的名义货币收入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价格下降后，你的实际购买力增强了，你就可以买得更多得该种商品.这种实际货币收入的提高，会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量，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
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居民收入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如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低于美国的57%。世行认为，中国消费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过高的储蓄率上并不准确。
按照一般的消费理论，引起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长期以来，我国治理消费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于“替代效应”，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费变得“更便宜”，而储蓄“更贵”(如低利率、加征利息税等)。这些措施目的是要引导储蓄向当期消费转化。但是，根据经济学家宋国青的研究，我国个人储蓄一共只有20万亿，仅相当于一年的GDP总额。再有效的刺激个人消费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励居民多消费其中的15%，为3万亿，在一年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太大。
同时，消费与储蓄的“替代效应”机制需要利率与贴现率互相独立才能成立，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利率与贴现率是高度正相关的，这被解释为利率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因为，贴现率是基于消费者主观偏好的相对虚幻的因素，而利率则现实可见，低利率常常引致国民形成低贴现率，从而使得低利率刺激消费的“替代效应”难以实现。
相对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应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不过就一个国家增加居民收入而言，并不是意味着是要过多地干预企业与职员的工资合议。世行提出的建议更为可取，世行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仍有4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其他经济部门的1/6左右。这部分农业劳动力有一半为剩余劳动力，若重新配置到其他行业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就业类型的转变可能给这些劳动力的收入带来质的变化，这可能是未来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的最重要途径。
不过，世行的这一建议在我国可能会遇到崭新的情况，之前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在于两地收入差距，基本符合“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揭示的原理；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国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中，收入差距因素正在转变为一股阻碍的力量：并不是越穷的地方，劳动力转移率会越高。因为农民在原住地的低收入不仅意味着转移出来的机会成本低，有转移激励，还意味着他们对于改变就业境遇的初期投入(交通费用，初期在城市中的安置费用)的能力弱。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一般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已经很大；但是，在特别欠发达地区，奇低的收入使得农民无力进行劳动力转移的初期投资，从而使得这部分劳动力仍滞留农村。贫困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抑制作用实际上并非只发生在我国，发展经济学家班纳吉和坎伯对印度、巴纳姆和萨伯特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均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那就是国家对于农村贫困者的劳动力转移进行补贴，不仅符合公平的原则，而且在经济上还是有效的。
目前，我国入境旅游者中，香港同胞所占比例最大，为6成多，外国人仅为1成多；但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中，外国人比重接近5成，香港同胞接近3成。在入境外国人中，亚洲占到6成以上，欧洲和美洲分别在2成和1成左右。从前15个主要客源国结构中可以看出，汇率变动能影响入境客源和国际旅游收入的主要是亚洲货币：日元、韩元、卢布和美元，以及香港元和澳门元。
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是价格效应。根据WTTC编制的各国旅游竞争力指数，中国旅游业的价格竞争指数非常高。2003年中国的饭店平均价格为98.43美元，在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120位，基此测算的中国旅游业价格竞争力指数为89，在21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2004年中国的饭店平均价格为72.13美元，在全球排106位，基此测算的中国旅游业价格竞争力指数为80，排名第16位。2004年价格竞争力排名有所降低，但依然位居前列。
中国旅游产品和服务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对本来就很便宜的中国旅游业而言，入境旅游者数量不会因价格效应而明显减少。况且，目前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旅行社和酒店内部即可消化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的价格效应。
中国的国际旅游产品结构尚处于较初级阶段，即以团队观光为主，而度假产品远未成熟。这种产品结构的特点是旅游者的价格敏感性不高。以1994年为例，当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对美元汇率并轨到8.7人民币／美元，正常规律当年的入境旅游应有大幅度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入境游客增长率是1990年至2002年这13年期间的最低点(5.2%)。
汇率升值将通过收入效应对出境旅游产生明显影响。近年来居民出境旅游倾向不断提高，出境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将提高居民出境旅游消费能力，有出境游资格的旅行社将从中受益。由此也将分流部分原计划在国内旅游的人群，可能对国内饭店和景区的接待量产生影响，但数量轻微，可以忽略。
总体看，依然坚持年初和年中的判断，即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入境旅游市场需求会产生价格效应，但作用不会大，对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则有积极的收入效应。从上半年情况看，入境旅游增长速度超乎预期，而国内旅游增长趋缓。人民币升值则有助于促进国内旅游，对旅游市场的总体效应为正面。
买同样的物品，人们总希望花更少的钱，因为钱总是稀缺的。
你到市场买水果，一看橙子的价格降了，而苹果的价格没有变化，你会怎么想呢？在降价的橙子面前，苹果好像变贵了似的，你也许就会多买些橙子而不买苹果。
由此看来，一种物品的价格变化，比如价格降低，对你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物品价格下降，相当于你的实际收入提高了，你会买更多的物品，从而获得更多的满足，经济学家把这叫做收入效应；二是一种物品价格降低了，由于别的物品价格没变，与价格下降了的物品相比，相当于别的物品实际价格上升了，所以你会多买价格下降的物品，来替代价格没变的物品，经济学家把这叫做替代效应。
不管是发生了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还是两者同时都发生了，总之，由于这两种效应的作用，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时，其购买量会增加，反之当价格上升时，其购买量会减少。这是人人凭生活经验就可以感受到的需求规律。
在现实中，税收也会对人们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如果把所得税看做是人们向政府购买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价格的话，所得税的税率提高了，就相当于公共物品的购买价格提高了，由于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共享资源，所以个人不会因为享受它们而产生比别人更多的满足感，而且税收是强制性缴纳的，所以又不能选择减少公共物品的购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税率提高会使人们产生两种感觉：第一，感觉自己的实际收入降低了，从而会更加心疼钱，而且为了补偿税收的损失，人们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或做多种工作以增加收入，这就是收入效应；第二，工作是为了取得收入，而取得收入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乐和满足，但闲暇娱乐也会使人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税率提高尤其是累进税，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挣钱越多越不值得，工作越多越不值得，于是，闲暇的快乐具有了更强烈的吸引力，人们会更多地选择闲暇来替代工作。
这么看来，所得税税率提高使这两种效应对经济各自发挥了不同方向的作用：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两种效应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收入效应占主导，什么情况下替代效应占主导呢？
如果你新挣了1元钱，而这1元钱中要纳税8角，那么你肯定不会去挣这1元钱了。所以新增加的收入税率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意多工作，宁愿闲着。累进税是收入越多税率越高，多级累进税则是把收入分为多个档次，收入每提高一个小的档次，税率就会进入更高一级。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平均有十多个档次，每个档次的税率多出好几个百分点，而最高税率达到70％左右。这就是说，进入最高收入档次后，你挣的钱70％要缴给国家。
在这样的高税率下，谁还愿意多工作、多挣钱？明摆着，挣钱越多越吃亏，多挣钱还不如多闲着。所以，新增收入的税率（边际税率）越高，税收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有人说，累进税是一种有利于纵向公平不利于社会效率的税。
而如果平均税率较高，那么无论人们的收入在何种档次上，税收比例都是一样的。这时人们则会倾向于多增加收入，因为多增加的收入不用多缴税。如果所得税是比例税，挣多挣少都缴同样比例的税，那么多挣钱就没有什么阻碍，所以这时候收入效应就会发生主导作用了，人们就会多工作来增加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税收的替代效应会导致人们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是一种对经济的阻碍力量，也被称为税收的抑制效应。而反过来，努力降低替代效应的作用，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减少税率档次，则可以作为振兴经济的一条政策出路。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整个西方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1982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普遍下降，美国、英国、前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生产降幅都超过了10％，同时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突破了两位数，美国经济甚至出现了几次负增长……这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状态。
为消除滞胀，发达国家纷纷寻找出路。因此，以抑制税收替代效应为目的，以降低边际税率为主要措施的减税政策成为主要出路。这就是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政策主张：减少所得税尤其是公司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轻公司的税收负担，提高公司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率，从而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以带动消费、就业和产品数量的增加。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1981年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法案》为先锋，发达国家纷纷打起“减税”的旗帜，大幅度降低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税制改革浪潮。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减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西方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
长期以来，我国治理消费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于“替代效应”，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费变得“更便宜”，而储蓄“更贵”，但我国个人储蓄一共只有20万亿，仅相当于一年的GDP总额。此外，低利率常常引致国民形成低贴现率，因此刺激消费的“替代效应”难以实现。而“收入效应”应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可以带来收入质的变化，而国家对于农村贫困者的劳动力转移进行补贴，在符合公平原则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是有效的。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一是使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发生变化；二是使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都会改变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量。
例如，在消费者购买商品X和商品Y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当商品 X 的价格下降时，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虽然名义货币收入不变，但是现有的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增强了，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实际水平的提高，会使消费者改变对这两种商品的购买量，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用水平，这就是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商品X价格的下降，使得商品X相对于价格不变的商品Y来说，较以前便宜了。商品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会使消费者增加对商品X的购买而减少对商品Y的购买，这就是替代效应。
总之，一种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变动的总效应可以被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部分，即：总效应 = 收入效应 + 替代效应
其中，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由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称为替代效应；由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称为收入效应。
显然，依靠商品价格的下降提高消费不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因此，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政府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补贴，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提高整体消费还是远远不够的。刺激消费的根本是如何让最广大的社会成员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