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华碧
陶华碧——老干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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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华碧，女，汉族，1947年出生，籍贯贵州省湄潭县，老干妈麻辣酱创始人。任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贵阳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贵阳市南明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贵阳南明春梅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陶华碧1989年开始专卖冷面和凉粉。为了佐餐，她特地制作了麻辣酱用于拌凉粉，结果生意十分兴隆。之后她看到了其中的潜力，便开始对麻辣酱进行了潜心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反复尝试，最终制成了风味独特的“老干妈麻辣酱”，受到了人们的赞誉和喜爱。陶华碧曾先后获得“巾帼建功标兵”、“创卫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全国杰出创业女性等荣誉称号。
1947年陶华碧出生于贵州省湄潭县一个偏僻的山村，20岁那年，陶华碧嫁给了贵州206地质队的一名地质普查员。结婚没几年，丈夫去世了。陶华碧为了维持母子三人的生计，开始做米豆腐卖。
1989年，陶华碧在龙洞堡贵阳公干院的大门外侧，用捡来的半截砖和油毛毡、石棉瓦搭起棚子，开了个专卖凉粉和冷面的“实惠饭店”。她的凉粉价低量足，吸引了附近学校的学生。久而久之，不少学生赊欠了很多饭钱。陶华碧做出一个惊人举动：凡是家境困难的学生，一律销账。
在“实惠饭店”，陶华碧用自己做的豆豉麻辣酱拌凉粉。渐渐的，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
1994年，贵阳修建环城公路，昔日偏僻的龙洞堡成为贵阳南环线的主干道，途经此处的货车司机日渐增多，他们成了“实惠饭店”的主要客源。陶华碧开始向司机免费赠送自家制作的豆豉辣酱、香辣菜等小吃和调味品，大受欢迎。
1994年11月，“实惠饭店”更名为“贵阳南明陶氏风味食品店”，米豆腐和凉粉没有了，辣椒酱系列产品开始成为这家小店的主营产品，但为了学生却任然没有关掉自己的小饭店。
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云关村委会两间屋子，办起了辣椒酱加工厂，牌子就叫“老干妈”。成立的辣酱加工厂，是一个只有40名员工的简陋手工作坊，没有生产线，全部工艺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操作。
1996年7月，她借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房子，招聘了40名工人，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麻辣酱。
1997年6月，“老干妈麻辣酱”经过市场的检验，在贵阳市稳稳地站住了脚。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陶华碧将公司的管理人员派往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开放城市，到一些知名企业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之后派出去的管理人员陆续的回来，逐步使公司走上了科学化管理的道路。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工人增加到200多人。陶华碧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带头剁辣椒，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工商、税务、城管等很多对外事务都要应酬，政府有关部门还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除此之外，她还经常要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有时还受命上台发言。
1998年，在长子李贵山的帮助下，陶华碧制定了“老干妈”的规章制度。
1998年开始，陶华碧把公司的管理人员轮流派往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地，让他们去考察市场，到一些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
2012年，“老干妈”年产值为33.7亿人民币，纳税4.3亿人民币。
陶华碧由于家里贫穷，从小到大没读过一天书。20岁时，她嫁给了206地质队的一名队员；但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扔下了她和两个孩子。为了生存，她去外地打工和摆地摊。
1989年，陶华碧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的一条街边，用四处捡来的砖头盖起了一间房子，开了个简陋的餐厅，取名“实惠餐厅”，专卖凉粉和冷面。为了佐餐，她特地制作了麻辣酱，专门用来拌凉粉，结果生意十分兴隆。
有一天早晨，陶华碧起床后感到头很晕，就没有去菜市场买辣椒。谁知，顾客来吃饭时，一听说没有麻辣酱，转身就走。这件事对陶华碧的触动很大。她一下就看准了麻辣酱的潜力，从此潜心研究起来。
经过几年的反复试制，她制作的麻辣酱风味更加独特。很多客人吃完凉粉后，还买一点麻辣酱带回去，甚至有人不吃凉粉却专门来买她的麻辣酱。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而麻辣酱却做多少都不够卖。一天中午，她的麻辣酱卖完后，吃凉粉的客人就一个也没有了。她关上店门，走了10多家卖凉粉的餐馆和食摊，发现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好。原来就因为这些人做佐料的麻辣酱都是从她那里买来的。第二天，她再也不单独卖麻辣酱。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陶华碧舍弃了苦心经营多年的餐厅，1996年7月，她办起了食品加工厂，专门用于生产麻辣酱，并定名为“老干妈麻辣酱”。办厂之初的产量虽然很低，可当地的凉粉店还是消化不了，陶华碧亲自背着麻辣酱，送到各食品商店和各单位食堂进行试销。不过一周的时间，那些试销商便纷纷打来电话，让她加倍送货；她派员工加倍送去，很快就脱销了。
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工人扩大到200多人。此时，对陶华碧来说，最大的难题并不是生产方面，而是来自管理上的压力。
工厂扩大后，一切都要走上正规，各种规章制度要出台，财务、人事各种报表都要她亲自审阅，特别是工商等政府部门经常下达文件要她贯彻执行；她还要经常参加政府主管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准备讲话稿上台发言。所有这些，对于没文化的陶华碧来说，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
于是，陶华碧按照自己朴素的感情，制定了择人标准：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能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能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她首先把自己的长子当作了比较的标准。陶华碧的长子李贵山是个转业军人，当时在206地质队的汽车队工作，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在陶华碧眼里却是了不起的“秀才”。李贵山得知母亲的想法后，辞职来到了她的公司。李贵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文件，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李贵山读，陶华碧听。当听到有不妥的地方，她立即口述更正，再由李贵山修改。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满意，她就在材料的右上角画个圆圈。李贵山看着这个圆圈哭笑不得，他在纸上写下了“陶华碧”三个大字，让她练习。在李贵山的帮助下，陶华碧终于制定出了公司最原始的规章制度。但是，只有李贵山帮忙，陶华碧还是深感人才不够。时隔不久，她又招聘了具有本科学历的王海峰。本来，她招聘王海峰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办公室主任，但她却没有马上任命，而是先让他在公司里做杂活，然后，她又派他到全国各地去打假、考察市场，这一招用她的话说：“是磨练”，半年后，她才任命他作办公室主任。王海峰后来成为“老干妈”公司里的第三号人物。
如何管理好公司越来越多的员工，陶华碧有她同样的“绝招”：实行管理亲情化，自始至终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最初，她让李贵山制定规章制度时，就把这一招视为最基本的要素。比如：在员工福利待遇的制定上，陶华碧考虑到公司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员工吃饭难，她决定所有员工一律由公司包吃包住。当“老干妈”公司发展到1300人后，该规矩仍然在执行。她还亲力亲为，每当有员工出差，她总是像送儿女远行一样，亲手为他们煮上几个鸡蛋，一直把他们送到厂门口。果然，这种亲情化的“感情投资”，使“老干妈”公司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在员工的心目中，陶华碧就像妈妈一样可亲、可爱、可敬；没有人叫她董事长，全都叫她“老干妈”。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生活习惯各异，他们每天吃、住、工作、生活在公司，时间久了，互相间难免发生摩擦，但只要陶华碧一出面，问题就迎刃而解。
不畏艰难
陶华碧是从卖米豆腐开始自己的“经商”生涯的。每天，陶华碧背着装满米豆腐的背篼，从家里坐车到龙洞堡，由于背篼占地方，中巴车经常不愿意让她上车。上车下车时，陶华碧还得请人家帮忙把背篼背上肩。晚上，陶华碧在家里做米豆腐，由于常年接触做米豆腐的原料石灰，她的双手一到春天，还会脱皮。在她办起食品加工厂，专门生产辣椒调味品后，陶华碧仍然保持着不怕吃苦的本色。捣辣椒溅起飞沫让人眼泪直流，工人们害怕。陶华碧亲自操刀，说“把辣椒当苹果切，就不辣眼睛了”。产品生产出来，陶华碧亲自背着，送到各食品商店和单位食堂进行试销。她没有什么个人爱好，生活简朴，全部心思都在公司的发展上，晚上在厂里睡。
技术把关
豆豉辣椒的销售刚刚起步时，玻璃厂觉得老干妈的玻璃瓶要货量少，不太愿意接这单生意，陶华碧急了，她质问玻璃厂老板：“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软磨硬泡了几个小时后，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玻璃厂允许她每次用提篮到厂里捡几十个瓶子拎回去用，其余免谈。陶华碧满意而归。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当初这份“协议”，日后成为贵阳第二玻璃厂能在国企倒闭狂潮中屹立不倒，甚至能发展壮大的唯一原因。
“老干妈”的生产规模爆炸式膨胀后，合作企业中不乏重庆、郑州等地的大型企业，贵阳二玻与这些企业相比，并无成本和质量优势，但陶华碧从来没有削减过贵阳二玻的供货份额。现在“老干妈”60%产品的玻璃瓶都由贵阳第二玻璃厂生产，二玻的4条生产线，有3条都是为“老干妈”24小时开动。
陶华碧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财务报表之类的东西她完全不懂，“老干妈”也只有简单的账目，由财务人员念给她听，她听上一两遍就能记住，然后自己心算财务进出的总账，立刻就能知道数字是不是有问题。
她没有文化，就一心研究技术。卖米豆腐时，她做的米豆腐可以下锅炒，做辣椒调味品，总是比别人的产品口味独特，比别人的香。由于“香”，由于“香辣结合”，老干妈的产品已经覆盖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各地，并远销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非、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举改变了辣椒产品局限于嗜辣地区的传统。在产品开发方面，陶华碧依然是公司的“技术总监”，她不喝茶，不喝饮料，是为了保持灵敏的味觉和嗅觉。
质量第一
老干妈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刚刚开始卖豆豉辣椒时，她就用上了天平秤。2001年，有一家玻璃制品厂给“老干妈”公司提供了800件（每件32瓶）包装瓶。不料，使用这批包装瓶产品封口不严，漏油。一些对手企业马上利用这事攻击“老干妈”。一些管理人员建议：“可能只是个别瓶子封口不严，把货追回重新封口就行了，不然损失太大。”陶华碧却果断决定追回后全部当众销毁。自从创办公司后，老干妈产品合格率一直保持着100%。
维护权益
从1997年后，假冒“老干妈”的产品多达五六十种，造假地遍及贵州、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老干妈一度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公司派出了一批又一批打假人员。打假太忙，顾不上吃饭，她就买两个馒头，用自家的豆豉辣椒拌着吃。造假者四处隐藏，为了找到证据，半夜三更也要出去侦查。在所有的假冒者中，湖南华越食品公司生产的“老干妈”最为“理直气壮”。这是因为，他们有“合法”的注册商标。从1996年开始到1998年，老干妈多次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商标注册申请。可是，均以“‘干妈’为普通的人称称谓，故老干妈用作商标缺乏显著特征”的理由被驳回，可是，尽管华越公司的产品出自老干妈之后，尽管除了瓶贴上陶华碧的头像被换成了“刘湘球”的老太太头像、生产商为唐蒙食品厂与华越公司外，其余装潢包装甚至老干妈公司专门请人题写的“老干妈”字样，均原封不动照搬正品“老干妈”的设计，却在1998年第一次申请商标注册就获得成功，而此后，贵州老干妈才“委屈”地也获得了注册商标。马拉松一样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01年3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判决华越食品有限公司停止在风味豆豉产品上使用“老干妈”商品名称、停止使用与贵阳“老干妈”公司生产的“老干妈”风味豆豉瓶贴相近似的瓶贴、赔偿贵阳“老干妈”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向贵阳“老干妈”公司致歉。终审判决两年多后，国家商标局于2003年5月21日裁定：“老干妈”首先由贵阳“老干妈”公司使用于其生产的风味食品，核准注册贵阳“老干妈”公司的“老干妈”商标，驳回华越公司注册“老干妈”商标的申请。撤销华越食品公司注册的“刘湘球老干妈及图”商标。该诉讼，却在经济界和法律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王蒙等六大作家诉世纪互联著作权案、北大方正“陷阱取证”案、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案等被并称为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十年经典案件。
留在贵州
陶华碧在经营实惠饭店时，有一次，时任南明区区长的蒋星恒得知她在经营中遇到困难，专程去“微服私访”。在饭店门口，蒋星恒对陶华碧说：“老干妈，你放心发展，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陶华碧不知道来者是谁，还以为对方是个“菜农”，奇怪地反问：“你是帮我抬呢还是帮我扛哦。”在老干妈公司的发展历程中，贵州省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贵州省领导的关心到贵阳市南明区领导亲自与公司人员奔赴打假第一线。在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下，老干妈公司已经成为继“贵州茅台”、“黄果树”、“贵州神奇”之后，贵州省又一张品牌。据统计，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在贵州省7个县建立了28万亩的无公害辣椒基地，形成了一条从田间延伸到全球市场的产业链。“老干妈”成名了，不断有其他省、市邀请她到外地办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陶华碧都拒绝了。她说：子子孙孙都要留在贵州发展，要在贵州做大做强，为贵州争光。
近五年来，老干妈销售总收入超过200亿元，上缴各项税收近32亿元。8块钱一瓶的辣酱，目前老干妈辣椒制品的日生产能力已超过300万瓶，拥有24个系列产品，同时产品畅销全球各地，产品出口已突破80个国家和地区。15年间产值更是增长了74倍，老干妈制造了中国品牌的一个传奇。
在商业世界，陶华碧和任正非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很低调，都坚持不上市。在外界看来，他们都是民族品牌的代表，都是把中国的知名品牌卖到世界各地，挣外国人的钱。[1]
陶华碧办事风风火火、自信。有一次，一位香港客商来“老干妈”公司考察，他对陶华碧十分敬佩，拿出自己的名片想和她交换。而陶华碧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我不用名片。”那位客商感叹道：“您是我见过的唯一没有名片的董事长。”陶华碧自信地说，“老干妈麻辣酱”行销于中国各地，“老干妈”就是最好的名片。据2011年统计，“老干妈”公司累计产值达31亿元，3年间共缴税8亿，平均每年纳税2.6亿元，名列中国私营企业50强排行榜的第5名。
- ↑ 食业家.【人物】陶华碧自传 .中国零售网,2018-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