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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顾名思义，饭碗乃铁所铸，坚硬非常，难于击破。因此铁饭碗意指高度稳定、没有失业风险的工作和工资体制，因为汉语语境经常以“饭碗”指代工作，加上此类工作的永久性和稳定性，使到工作本身允如铁一般地坚硬，所以高度稳定的工作就有了此一称号。除了国营企业的员工外，还包括了公务员、军人、警察及公立学校教学职员等。
长期以来，“铁饭碗”一直为人们所羡慕和追求，若捧得此碗，从 此便可衣食无忧，生活幸福。捧不得此碗，便意味着颠沛流离，生活困苦，一生不得安宁了。“铁饭碗”思想在中国之根深蒂固，非同一般。虽然改革以来，“铁饭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依然 是相当一部分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私有企业被国有企业取代，而政府成为了国家最大的雇主。学生在毕业之后都会被派到单位里面工作，而不需要经过由市场来决定的人力市场求职。严格来说，所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都是公务员，而他们在单位的工作是有终身保障性的，他们除了每个月的工资以外，就算在退休之后还能从单位里支取工资。
为了要确保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这些国有企业往往都聘请了远高于需求的人员数目，以至这些国有企业都有大量的冗员，经济效益严重低下。坊间一些说法是国有企业的工作“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意思是说不论工作表现如何，工人都能够获得全数的工资。同时，这些国有企业也没有一个根据表现而拟定的工资制度。以至工人们没有把工作做好的推动力。虽然后来国有企业也开设了奖金制度，发放奖金给表现好的员工，但毕竟并不能够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如冗员、低效益等。
冗员和低效益往往都与铁饭碗拉上关系，铁饭碗所带来的另外一些问题还有工人对政府或单位的过分依赖性，以及工人们面临无法再就业的困境，好处面则是铁饭碗的雇员工作压力较低，较没有压榨雇员的现象，工作生涯中各方面都稳定，所以在用语中铁饭碗的工作至今还是偏向一种褒奖词，称人抢到了一份好工作。
对另一个“铁饭碗”，即公务员队伍中的“铁饭碗”。这些年，也一直在行政体制改革。而改来改去，多是在机构编制上增增减减、合合并并。拆一些“旧庙”，建一些“新庙”，或者把几座“小庙”，合成一座“大庙”。但对“和尚”们的切身利益，却基本没有触及。
多数行政机关的管理办法，沿行的仍是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老路。只要进了这个门，就算端上了“铁饭碗”。无论你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到时候都照样拿工资，照样分福利。你涨工资，我也涨工资；你分年货，我也分年货。一个人都不能少，一分钱都不能少。
当然，在公务员队伍中，确有不少混在里边“吃闲饭”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会干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想干的人，害怕风险，是人的一种本能。国企工资低，外企不稳定，自己创业没本钱，亏了还得自个儿哭。这样比来比去，还是当公务员最保险。正如一些大学毕业生所言：“一次的努力，就能规避一生的风险。”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不仅岗位稳定，收入丰厚，而且工作轻松，并拥有升迁机会。
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机会均等、压力均等、政策均等。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列入中国改革的议程。虽然有人把这项改革称为“深水区”，但要打造民意政府、法制政府和高效政府，就必须迈出这一步。
要打破的，是企业“铁饭碗”、行业“铁饭碗”和部门“铁饭碗”。换句话说，是打破低效和不公的“铁饭碗”。同时，还要建立一个社会公共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的“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必须是全民的、完整的和公平的。这也是常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当中国在198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随着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出现，政府也改变了一些有关于人力资源分配的法规。这些企业可以根据企业自己的需要进行招聘，也可以根据雇员的表现进行赏罚。 同时，很多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随着股份化而开始大量减少，当时几乎有1/3的工人迅间面临下岗的危机。这些工人有一部分在下岗之后成功的转型，有的找到了新的工作，有的则成为了民营企业家，但有大部分的下岗工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再就业。这些失业的工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隐忧，有人认为下岗工人将会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
中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最大的转变是将事业单位与职工确定为“合同关系”,打破终身制,实现人员能进能出。至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铁饭碗”将全面打破。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铁饭碗泛指政府工作，如公务员等。但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慢慢地进行公务员合约制，如香港、新加坡等。随着公务员合约制的普及化，铁饭碗这个现象正在慢慢的变得更弱。更甚者，当国家破产的情事发生（如希腊），可能发生公务员减薪甚至裁员的可能。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前的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可视作铁饭碗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