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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正如通常所说，视觉文化研究的是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为何如此强调视觉形式表现经验，而并非短视地只强调视觉而排除其他一切感觉。
在我们这个时代，眼见更为重要。你可以买一张由轨道卫星拍摄的你家的照片，或是拥有一张核磁共振记录的你的内脏片子。如果那一特殊时刻未在你照片中精确显现，你可以在计算机上对其数字化处理。在纽约的帝国大厦，为观看虚拟纽约兜风而排的长队，要比乘电梯去瞭望台看真景的队列长多了。要么，你可以在拉斯维加斯的"纽约、纽约"饭店，观看色彩诱人的整个纽约景观，这样省去了很多麻烦。不久，拉斯维加斯的巴黎饭店将加入这个虚拟城市，还模仿这座流光溢彩之城那精心策划的形象。
后现代主义即视觉文化。后现代主义经常被定义为现代主义的危机，即广泛复杂的种种表征观念和模式的危机，从业已形成的关于进步的信念，到抽象绘画和现代小说的兴起。由于没有出现其他变化，这些表征手段似乎不再令人信服了。结果，后现代的主导风格就是反讽：一种刻意的混杂，它被当做新发明的手段而受到品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重现了包括大量出现于购物中心的古典色彩、现代派绘画的危机以及"五分钱影院"（Nickelodeon）复制品的泛滥。在本文所处的语境中，后现代是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化因面临自身视像化策略的失败而引起的危机，换言之，它是造成后现代性的文化所带来的视觉危机，而不是其文本性的危机。诚然，印刷文化肯定不会消失，然而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
当然，后现代主义不单单是一种视觉经验。在阿尔让·阿帕都莱（ArjunAppadurai）所称之为“复杂、重叠、破碎”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是不能期待整齐划一的。过去时代中也没有这种整齐划一，不管你是看哈贝马斯赞誉的18世纪咖啡屋公共文化，还是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描绘的19世纪报纸和出版业的印刷资本主义。正如这些著者无视其他更大范围的选择，只突出一个时代的某一特征作为分析手段一样，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用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定义和作用。我们称之为分离的、破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好从视觉上加以想象和理解，就好像它在19世纪经典地呈现在报纸与小说中一样。
有时这种仿真生活比真实的东西更加令人愉快，有时则更糟。1997年，美国国会宣告同性婚姻是不合法的，然而，当大众娱乐节目的人物埃伦出现在电视上时，却有四千二百万人在观看。另一方面，军方长期以来热衷将虚拟现实作为训练场所，并在海湾战争时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其付诸实践。
世界图像这一概念，不足以分析已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情境。急剧倍增的形象不可能统一成一个单一的供知识分子静观的图像。视觉文化试图寻求在新的（虚拟）现实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抗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危机和视觉爆炸的关键。用米歇尔·德·塞托的话来说，视觉文化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项战略，因为“战术属于战略”。执行一种战术要充分考虑到敌方的情况以及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管制社会。尽管有人发现战术的军事含义不得要领，但可以说在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战术对避免失败却是必要的。恰如早先对日常生活的探索强调消费者从大众文化角度为自己创造不同意义的方式一样，视觉文化亦将从消费者观点来仔细探究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心理、各种裂隙，以及抵抗的场所。
后现代对现实的解构不是在先锋派的工作室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正如情境主义者从报纸上收集那些貌似常态但却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样，我们也能借助大众视觉媒体看到日常生活现实的大崩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像舍瑞`莱文（Sherrie Levine）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这样的后现代摄影师，试图通过征用别人拍摄的照片对摄影的本真性提出质疑。对摄影再现真实的理论的否定，已成了像《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和其他更受人尊敬的出版物谈论通俗文化的一个主要话题。摄影在这样一个可疑的社会风气中发挥着效力：O.J.辛普森的律师很可能驳斥这样一张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显示他的当事人穿着杀手穿的、不同寻常的鞋子，为此，他必须再找出另外三十张甚至更多的照片。单独一张照片已无法代表真相。同样，某些人们看得特别痴迷的电视连续剧与现实也毫无共同之处。肥皂剧构造出相似的情景：一个失散已久的双胞胎兄弟与家人重逢几乎不会引起议论，一个人物的死亡也决不意味着他或她下周将不再回来。用希区柯克的话来说，是因为肥皂剧是不真实的表演，而不管它表现什么。肥皂剧也许是最为国际化的视觉形式，它博得了如俄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全民性的关注。在全世界，真实的东西每时每刻都被颠覆着。
上面，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理论的修正赢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康德认为所有的非洲艺术和宗教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都不屑一提，因为它们与他所想象的崇高相去甚远。但对于偏见极少的人们来说，非洲雕塑诸如浑身铁钉的恩凯思（nail?ladennkisi）这样的神灵形象，它们正是创造了崇高感融快感与痛感于一身，而且，非洲雕塑也是由展现不可见事物的愿望所激发形成的。视觉文化研究试图描述马丁·J.鲍尔斯（Martin J. Powers）所说的“一个微型（fractal）网络，其中充满了来自全球的种种模式”。上述非洲雕塑的例子对这种研究方式形成了重大挑战。然而，鲍尔斯并非简单地为一个包括一切的全球性视觉形象网络辩护，而是强调了全球网络的力量差异。今天，必须承认，视觉文化仍然是一个西方谈论西方的话语，在那一框架内，正如大卫·莫利（DvaidMorley）提醒人们的，“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思考现代性，不是特指或必然指欧洲……只是碰巧如此”。从历史长河来看，欧洲美国人--用日本人的说法--在相对短期内支配了现代，这个时段可能正走向终结。简言之，视觉文化的成败可能有赖于它从跨文化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要面向未来，而不是把后视镜般的人类学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传统，亦步亦趋。
视觉文化的未来如何呢？日常生活中因特网II的发展、数字光盘以及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出现，都充分说明视像化已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在学术这个与世隔绝的圈子里，却有人虔信：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视觉文化应该取缔。虽有人极力反对，但这些态度不禁使人想起了英王克努特（Canute）注定不成功的命令。在这一取缔的背后，有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他们支持现代主义的先锋理论，这种理论与财富的种种特权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说法惯于批评视觉文化观念，这些说法实际上出自长春藤大学的艺术史系。在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阿多诺对大众文化驳难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发现：他们处于一个奇怪的同盟之中，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策略却达到了同一个目标。
这么对待视觉文化，也就是将其置于一个败北者的角色位置上，当然，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中的特权位置。在美国，文化研究制度化的类似的例子很明显，那里正在为这个渐臻成熟的多学科研究探寻课程规范，经过90年代早期的狂热之后，文化研究迷失了方向，这一方面是由于诸如索卡尔（Sokal）事件（一篇蓄意伪造的关于科学和文化研究的文章竟然成功地在《社会文本》上发表）那样的知识界危机所导致的，另一方面，许多文化研究人员花费大量精力为文化研究各种新学位制定教学大纲、编写考题、开列阅读材料等，他们这些行为也破坏了文化研究。毫无疑问，解决这一当代视觉危机的答案不可能在一个阅读书单上找到。与其在人文教育规范的旧框框中创建新学位，不如让我们努力创造从事后学科研究的新途径。
视觉文化不应满足于现有的大学机制，而应该建立一个后学科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可以横跨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到美国的黑人研究等诸领域，其核心是打破传统学科的边界。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有赖于它们不断地挑战自己的体制的能力，而不是被这些体制所收编。它是一个可变的、解释性的研究机制，主要是考察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群体对于视觉媒介的反应。这一战术的范围存在于它追问的问题以及它试图提出的议题当中。正如上面提及的其他方法一样，它希望能够超越大学的传统禁锢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保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