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谬误/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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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谬误，是指人们在估计未来任务的完成时间时，倾向于过度乐观，低估任务完成时间的一种现象。也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在某一时期内能够做的比我们实际能做的要多的倾向。它是一种认知错觉。[1]
规划谬误的概念提出后 ，包括提出者Kahneman 和 Tversky 在内的众多研究者对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主要针对的是低估任务完成时间的规划谬误，目前主要的解释理论包括规划谬误理论和记忆偏差理论。
规划谬误理论(planning fallacy theory)主要包括 Kahneman 等研究者提出的“内部视角—外部视角 ”理 论(通常称之为经典规划谬误理论)，及Buehler 等研究者后续的研究形成的较为成熟与完整的理论体系。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首次对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进行解释。他们认为，个体在对未来任务的完成时间进行预测时，可以根据单一信息(singular information) 和分布信息 (distributionalinformation)进行判断。单一信息是指目标任务区别于其他任务的特定属性，分布信息是指目标任务的结果在以往类似任务中的发生状况。规划谬误出现的原因在于人们忽略了分布信息，仅仅使用单一信息进行任务预测，因此倾向于过度乐观,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尽管完成类似任务时经历过意外或中断。基于对单一信息和分布信息的分析，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还提出了区分个体直觉预测(intuitive prediction)的两种方式，将其命名为内部视角(inside view)和外部视角(outside view)。其中内部视角是指采用单一信息进行判断，关注的是特定任务内部的组成要素,
比如某个任务在完成时的具体因素和困难是什么。外部视角则是采用分布信息进行判断，把目标任务与相类似任务的完成时间的分布状况联系起来，通过考虑外部性问题，诸如类似项目通常的完成时间，来对目标任务进行评估和判断。规划谬误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未来任务的完成时间进行预测时，倾向于采用内部视角代替外部视角进行评估 ，从而产生了乐观倾向 (Kahneman &Tversky，1979;Kahneman & Lovallo，1993)。作为经典规划谬误理论的拥护者和后续研究者，Buehler和 Griffin 等学者进一步证实和丰富了规划谬误理论。Buehler 等 (1994)提出“情境构建” (scenarioconstruction)的视角，即人们在估计任务的完成时间时，会构建关于任务如何被完成的情境，并通过发生思维实验，证实了人们倾向于关注的是基于当前任务的计划情境 ，而非过去的经验。
Newby-Clark，Ross，Buehler，Koehler 和 Griffin(2000)研究发现，尽管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个体在预测任务的完成时间时，往往只构建了一个或少量几个任务情境，这些情境更多地反应了个体的预期和偏好，而且实验表明个体倾向于关注乐观情境而忽视悲观情境。
尽管规划谬误在丰富和完善中解释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但是其存在的局限性也逐渐被研究者们发现。Burt 和 Kemp (1994)的研究表明在持续时间较短且简单的任务中，个体对任务的完成时间表现出高估的现象，例如买邮票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此外，Boltz，Kupperman 和 Dunne(1998)研究表明，当缺乏经验时，个体倾向于高估任务的完成时间，如钢琴家高估了不熟悉的钢琴曲的弹奏时间。规划谬误理论认为，感知到任务的独特性会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单一信息，由此倾向于低估任务的完成时间 (Kahneman &Tversky，1979)，根据此观点，当个体面对缺乏经验的任务时，也即缺乏分布信息，理论上采用的是单一信息进行判断，就会倾向于乐观估计，导致低估任务的完成时间，但这与上述的事实相悖。对于此，Griffin 和 Buehler (2005)是这样解释的：规划谬误理论只适用于时间足够长，且具备单一信息和分布信息的任务，新异任务并不适用于该理论。
综上，规划谬误理论对规划谬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及阐述，其研究成果对提高任务完成时间的预测水平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但是，规划谬误理论也有着其局限性，主要集中在适用性上,将短时且简单的任务和新异任务等排除在理论之外，使得该理论的解释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基于对规划谬误理论的局限性的探索，Roy等 (2005)提出了记忆偏差理论(memory bias)，认为，个体在对任务的完成时间进行估计时，会搜索记忆中过去任务的完成时间，由于记忆存在着系统的偏差，也即是个体对过去任务的完成时间的记忆并不准确，结果这种偏差被带到目标任务中，使得对类似任务的完成时间的预测也是不准确的。Roy 等(2008)通过实验表明，个体在任务完成时间上的预测失误，不是因为没能和过去的经验信息联系起来，而是因为他们生成之前任务完成所需时间的记忆是不准确的，给个体提供准确的类似任务的完成时间的反馈信息或他人完成类似任务的时间情况，能够有效地提高个体对任务完成时间预测的准确度。
为了验证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源于系统性的记忆偏差，Roy 和 Christenfeld (2007)通过折纸兔等一系列实验，发现个体的时间记忆和时间预测存在着相似的偏差，而且任务的完成经验、预测延迟(任务完成到作出预测的时间间隔)，会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时间预测。这表明，时间记忆的低估导致了时间预测的低估。以往的研究发现记忆和预测有相似的偏差，但由于不同的研究所采用的任务各异，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因此 Roy 和Christenfeld (2008)采用数纸张数量的任务进行实验，研究任务持续时间对时间记忆和时间预测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持续时间的任务中，记忆偏差和预测偏差都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记忆偏差和预测偏差有相似的认知基础。
记忆偏差理论与规划谬误理论关注的是规划谬误的不同认知阶段，规划谬误理论关注的是个体对过去相似任务经验的使用; 而记忆偏差理论关注的是个体相似任务经验的时间记忆的准确性。记忆偏差理论跳出了规划谬误理论的框架,从时间记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个体对任务时间估计，不仅适用于解释低估任务完成时间的现象,也能解释高估任务完成时间的现象; 既适用于长时间任务也适用于短时间任务; 既适用于个体熟悉的任务，也适用于新异任务。但目前关于记忆偏差理论的研究也存在着其不足的地方，一是只关注规划谬误中的认知过程，没有考虑其涉及的非认知因素(如动机); 二是对时间记忆和时间预测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心理机制，聚焦主义(focalism)和时间解释理论(temporal construal theory，TCT)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规划谬误。所谓聚焦主义是指人们过多关注焦点事件(即事件本身)而忽略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当前事件的影响。聚焦主义是这样解释规划谬误的：人们在思考未来和过去如何影响一个事件时，总是倾向于关注焦点事件，而对可能发生的，并将会占用其时间影响其行为的事件关注不足，从而引起规划谬误(Wilson，Wheatley，Meyers，Gilbert,& Axsom，2000)。聚焦主义后续的研究也表明，个体往往专注于其所意愿的方式，而没有充分考虑重要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Ehrlinger & Eibach,2011)。聚焦主义与规划谬误理论有一定的关联：规划谬误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使用内部视角进行预测，事实上也是一种聚焦：人们过分关注当前任务，忽略过去相似任务的完成情况。区别在于,规划谬误理论中内部与外部视角的聚焦方式是就过去经验而言。而聚焦主义的聚焦，强调的是发生在未来的事件。
时间解释理论最早是由 Liberman 和 Trope(1998)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们运用不同维度的心理模型对未来事件进行表征，包括高解释水平(high–level construal)和低解释水平(low–levelconstrual)。高解释水平是指人们运用抽象的心理模型对遥远的未来事件进行表征，是概要性的,去情境化的，本质的; 低解释水平是指人们运用具体的心理模型对近期的事件进行表征的，是情境化的，附带的，非本质的(Liberman & Trope,1998; Liberman，Trope，McCrea，& Sherman,2007) 。时间解释理论还分别用合意性(desirability)、可行性(feasibility)区分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并指出，当考虑到目标相关的事件时，人们更关注具体的特征(可行性)，而不是抽象的特征(合意性) (Liberman & Trope，1998)。Peetz 等 (2010)运用时间解释理论来解释规划谬误，认为对于较遥远的未来任务，个体使用的是高解释水平，更倾向于关注任务的合意性因素,忽略可行性因素，从而引发乐观偏差; 而对于近期任务，个体使用的是低解释水平，关注的是任务的可行性因素，而关注可行性因素可以分解为两个互相拮抗的认知过程：关注计划(高可行性因素)和关注任务的潜在阻碍(低可行性因素)，前者会引起对任务完成时间的低估，后者则会减少低估倾向。
时间解释理论从个体对不同时间距离的任务的不同表征方式解释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并提出认知的两个拮抗过程，深化了对规划谬认知机制的理解。聚焦主义和时间解释理论均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对规划谬误理论都有着较好的补充和深化。
Kahneman和Tversky是最早研究规划谬误的著名学者，他们在最初关于规划谬误的研究中指出，当人们对完成任务的时间进行估计时，倾向于采用单个事件信息、关注当前任务的特定方面和完成任务的某一情节的内部观点，而不是倾向于事件分布形态信息，过去完成类似任务所用的时间分布、个人完成任务的历史及整体人群完成任务的典型概率统计信息的外部观点。人们在计划上的这种经常采取内部观点，忽视外部观点的倾向，使计划出现偏差。
影响完成计划的诸多事件可分为两个来源：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天气，材料的运输，设备运转情况，资金等现象是外部因素。可能每一个事件的影响不同，总体上来说，每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基础概率大致相同，而诸如天气等外部来源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发生概率是有一定数据可供参考的，但人们在计划的当初往往忽视这些有据可查的信息。除这些外部影响因素，对任务本身的工作内容(或做出的努力)等内部来源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估计也影响人们计划的准确性。对有些项目来说，其内部因素在计划准确性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研发项目，人们有时根本不知道怎样介入，更不用说对其工作内容的分布进行准确估计了。由于对工作内容概率分布形态的不了解，人们对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资源进行分配时会出现偏差，而资源分配是否为最佳状态，则制约着人们能否在规定的时限内、以最小成本或最短时间完成任务。
在Kahneman和Tversky之后，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种内部-外部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证据。研究发现，当人们考虑外部信息时，规划谬误减小，反之，当人们忽视事件的基础概率时，规划谬误较大；当人们估计别人的计划时，倾向于采用外部观点，计划的准确性会提高。
在Kahneman等的研究基础之上，Buehler等通过口头报告研究法，发现只有7%的被试报告参照过去经验，而74%的被试报告关注项目的未来计划。Buehler等认为这种容易忽视先前经验珍贵反馈的现象，是因为人们有回避对过去失败自责的愿望，为了减少过去失败对自我形象的负面影响，个体把失败归因于外部的、具体的、不稳定的暂时因素，尽管这一策略保护了自我形象，但也产生了过去经历与未来情景无关的认知分离，使人们忽视了事件分布形态信息(即一个人完成任务的历史及一般人群完成任务的经典比率)。另外，Pezzo等发现，在人际互动中，经常存在一种与维护自我可信度相矛盾的现象——当未来的自我表达与当前的自我表达相冲突时，人们倾向于选择当前的自我表达。在他人面前做出不可靠的预测或计划，会有损于未来的自我形象，此时，保护当前自我形象的动机占主导地位，这种自我表达的动机导致人们倾向于做出过度乐观的预测，产生规划谬误。当前自我表达程度的高低影响规划谬误的大小，即高自我表达个体的规划谬误更大。
在规划谬误研究中，Pezzo等也重视“忽视个人完成任务的历史"这一现象，称之为“忽视过去(pastneglect)”现象。所谓“忽视过去”，主要是忽视先前失败的经历，是规划谬误中最具迷惑性的一个方面，是影响规划谬误的重要因素之一。个体从过去失败的经历中得到负面自我形象，人们直觉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人有了先前失败的经历，为了保全面子、维护形象、弥补自尊，就会减少规划谬误。可事实相反，先前的失败经历促使人持续地做出乐观的预测或计划。然而，与这种乐观并存的却是对自己能按时完成任务的总体能力所持有的悲观态度，这种观点被称为乐观预期的悲观理论。
随着规划谬误研究的增多，计划研究中有两种不可忽视的事实：个体乐观预测偏向的普遍性，以及大多数项目不是由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团队完成。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从个体规划谬误，拓展到团体规划谬误。
Buehler等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制定计划，对个体和团体预测完成团队任务所需的时间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团体决策与个体决策一样都存在过于乐观的偏向，集体预测比个人预测的乐观偏向更大，即出现团体强化效应(group ac-centuation effect)。首先，团体强化效应的产生与预测时个体的信息焦点及个体偏向程度相关，集体讨论强化了个体关注促进完成任务的成功因素，这种选择性关注增强了团队成员的乐观性；其次，团队强化效应与过度自信与忽略基础概率相关，因为，团队预测时，不成比例地关注个别信息，而低估整体基础概率；第三，团队讨论对规划谬误的调节相关，规划谬误的调节通过乐观的外显表达过程实现，团队成员倾向于过多地表达乐观以显示自己对团队的承诺和忠诚。
罗杰比勒是劳里埃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的一项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勒和他的同事向大学生提了个问题：分别以50%、75%和99%三种概率完成一个课题需要多长时间。例如，一个受试者可能会说，下周一完成这个课题的概率为50%，周三完成的概率为75%，周五的概率为99%。
当最后期限到来时，估计自己有50%概率完成课题的学生实际上只有13%交上了他们的作业。当学生认为有75%的概率可以完成这个课题时，却只有19%的人完成。所有的学生几乎都很肯定课题会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但只有45%的人实现了这个目标。比勒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即使要求他们做一个高度保守的预测，即他们认为几乎肯定可以实现的预测，学生们对自己估计时间的信心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成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组建了一支团队，旨在写一个关于教高中生如何判断与决策的教程。卡尼曼的团队由不同的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经验丰富和初出茅庐的教师，以及教育学院院长。大约一年以后，他们为这本教科书写了几个章节，并开发了一些样本课程。
在周五下午的一次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就如何获取团队信息和如何思考未来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独立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致的意见。卡尼曼决定让每个成员估计一下该团队将教科书草案呈交给教育部的时间，而且要求预估时间切实可行。
卡尼曼发现，他们的估计值大多集中在两年左右，包括院长在内的每个人的估计值都在18～30个月之间。随后，卡尼曼突然意识到，院长曾参与过类似的项目。当院长被问及有关问题时，他说自己知道很多类似的团队，包括那些曾经致力于撰写生物学和数学教程的团队。于是，卡尼曼问了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是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院长脸红了，然后回答说，40%的团队已经开始了类似的计划，但从未完成过，而且，没有一个团队是在七年以内完成的。卡尼曼认为，院长既然认为这个团队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完成，那么他一定认为自己的团队更优秀，于是，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好在哪里”。停顿了片刻之后，院长回答说：“低于平均水平，但也差不了多少。”
卡尼曼在近著《思维，快慢有别》（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所述，一项研究发现，典型的房主预估自家修缮费用约为一万九千美元。实际的平均费用是多少？三万九千美元。尽管有充分信息可以取得，90%的高铁兴建计划都错估了预算和乘客数目，平均会把乘客数目高估100%左右，把预算低估50%左右。
企业家往往低估了要花多久时间才能产生营收，并离谱地错估必须投资多少金钱才能将他们的创意商业化。投资人兼投资专家盖伊．川崎（Guy Kawasaki）指出，“依据经验法则，当我看到一项预测，我会把完成时间延后一年，并把收入乘以0.1。”
规划谬误理论认为，规划谬误产生的原因是规划者没能客观参考过去类似任务的完成情况，规划者应将目标任务和过往经验充分对比，进行多维度评估。
记忆偏差理论认为，个体的预测偏差主要在于规划者对过去任务的完成时间产生了记忆偏差。另外，参考别人过往的任务完成情况，可以更为准确地预测目标任务的完成时间。
研究者在实验中发现，与参与者相比，旁观者较少使用内部视角进行预测，从而较少低估任务完成时间。新近研究表明，用旁观者视角对任务进行估计时，能够减少个体对完成任务的渴望，增加个体对潜在障碍的关注，减少乐观偏差，提高预测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准确性。
任务分解能有效减少规划谬误，特别是任务时间长且内容复杂的任务。心理学家认为，子任务往往是应该被考虑，却在整体任务中被忽略的关键步骤。当个体关注到这些关键步骤时，可能会充分意识到任务的复杂性与难度，因此能够更谨慎地进行估计，减少乐观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