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递理论（Signal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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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财务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下，公司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信息的常见信号有三种：(1)利润宣告；(2)股利宣告；(3)融资宣告。与利润的会计处理可操纵性相比，股利宣告是一种比较可信的信号模式。信号传递理论在财务领域的应用始于罗斯的研究，他发现拥有大量高质量投资机会信息的经理，可以通过资本结构或股利政策的选择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信息。
1979年，巴恰塔亚发表在《贝尔经济学刊》的文中构建了一个与Ross模型很近似的股利信号模型(巴恰塔亚模型)，他认为在完美的情况下，现金股利具有信息内容，是未来预期盈利的事前信号。此后，股利政策的信号研究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部分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股利公告向市场传递了相关信息；一部分学者沿着巴恰塔亚研究的方向，从事信号传递模型的构建。这些模型在假设条件上是不同的，但经理层被假设为掌握了外界投资者不能得到的信息是各模型的共同之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John·Linter在对6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理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公司收益分配的理论模型，并提供了有关的实证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当局对分派股利的调整是谨慎的，只有在确信公司未来收益可达到某一水平，并具有持续性，基本上可以保证以后股利不会被削减时，才会提高股利。同样，只有在管理当局认为当前的股利政策难以为继时，才会削减股利。也就是说，管理当局一般会尽力保持一个与其收益水平相当的、长期稳定的目标股利支付率。因此他认为，股利分配政策是独立的，它与长期的、可持续的财务收益水平相关，并不从属于其他的经营决策。
通常认为Pettit是最早提出股利信息市场反应的学者。Pettit指出，由于受到公共信息披露规范与责任的限制（如财务报表只能提供历史的价值量信息，如果管理当局进行盈利预期，又会带来预期能否实现的未来责任），管理当局可以将股利政策作为向市场传递其对公司未来收益预期的一种隐性手段。他首次将股利信息的变化与向市场传递诸如长期现金流量等新的信息联系起来，而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则取决于他们是否已经为市场所知。罗斯最早系统地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引入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分析中。
他假定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的未来收益和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而投资者没有这些内部信息。投资者只能通过管理当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评价企业价值，管理当局选择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就是把内部信息传递给市场的一个信号。
如果企业发展前景比较好，又不需额外追加大量资金时，管理当局可能会调高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率，以便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增加普通股的每股盈余；同时，如果他们对公司将来有较高的股利充满信心时，就可能采取“昂贵”的但又十分有说服力的方式，即通过支付较高的股利向市场传递这些内部信息。如果企业拥有能带来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而项目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时，管理当局首先总是会尽量使用内部资金，其次是利用负债，最后才是发行股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Miller正式提出了股利分配的信息含量假说。他指出，公司宣布股利分配能够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前景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是投资者以前所未能预期到的，那么股票价格就会对股利的变化做出反映。这种反映就是股利的信息含量效应。非预期的股利增加预示着好消息，是管理当局给市场的一个信号，它表示公司预期会运转得更好。
股票价格上涨是因为投资者对未来股利的预期向上调整了，而不是因为公司提高了股利支付率。反之，非预期的股利削减通常是公司陷入麻烦的信号。由于投资者对未来股利预期的降低（并非是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减少），导致了预期未来股利现值的下降，引起股票价值下跌。股利分配的信息含量假说得到了大量的数据支持。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投资者对股利削减的反应要远大于对同等股利增加的反应。这说明，股利削减中所包含的信息确定性更强，这也与财务管理中的风险厌恶假设相一致。
近年来，财务学者加强了对股利信息含量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传递信号强弱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AlexKane等（1984）结合股票价格的变动，对上市公司同时发布的盈利信息与股利分配信息作了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两类信息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这表明投资者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的，他们更有兴趣知道这两类信息所传递的信号是否具有一致性。当盈余高于或低于预期时，投资者会更加重视未预期到的股利变化的方向。
Said·Elfakhani（1995）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揭示了股利信号的价值。他指出，股利信号的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股利变化的方向（增加还是减少）、信号的性质（利好还是利空）、信号的作用（确认、澄清还是混淆）。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股利信号的性质而不是股利变化的方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股利减少都是坏消息，也不是所有的股利增加都是好消息。
传递利好信息的股利减少会导致正的市场反应，而传递利空信息的股利增加会导致负的市场反应。股利信号的作用则与公司披露事项的多少及一致性相关。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足以揭示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所披露的各类信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揭示具有高度一致性，那么股利增加信号所起的确定性作用对市场的影响就不强，因为所传递信息中非预期信息太少。但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较少或所披露信息之间一致性不强，那么股利信号所传递的信息价值就较高，它有利于消除投资者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更能引起市场的反应。
Scott和Keith（1996）通过超额收益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市场走势对股利信息发布前后的超额收益有显著影响，而且与市场走势相反的股利变化信息往往拥有更高的分析价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信息含量假说中非预期股利变化拥有更多信息含量的结论。
信号传递理论虽然作为股利分配政策的主流理论而不断地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
(1)市场对股利增减作出的相应反应，不仅信号理论可以解释，其他理论(如代理成本理论)也可以解释；
(2)信号理论不能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股利差别进行有效的解释和预测(同是有效市场，美、英、加的公司的股利发放远大于日、德等国家，但却未表现出更强的赢利性，据Alien and Michaely在1995年统计197l一1992年美国公司税后利润50％ 一70％用于支付股利；2002年S&P500平均指数从l148下降到880点，但同时标准普尔500强有70％派发股利，其股利约占其长期收益的40％ 一50％)；
(3)信号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公司不采用其他效果相当而成本更低的方式传递信息；
(4)在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信息手段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支付股利为什么作为恒定的信号手段；
(5)在高速成长企业(行业)股利支付率一般都很低(如微软公司只在2002年每股发放了l6美分的股利，以前从未发放过股利)，而这类企业往往有很好的业绩。有些公司由于没有正现值的投资项目，会采取高派现的股利政策，信号理论却作出了相反的解释和预测。
信号传递理论可用于非营利基金会的信息供给分析。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捐助贷金。非营利基金会的管理层有动机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披配组织运营的会计信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能够使资金提供者和其他情息值用者了解和判断组织的“效率一效果”和“财务稳定性”，借以做出经济决策,另外，虽然非营利基金会的资金提供者与企业的股东不同，不拥有组织的剩余索取权，但作为非营制药金会宗旨助设立者或支持者，招资人通常会保留一定的委托权，主要是对非营利基金会实施监督。非营利基金会有资任按照组织设龙的宗旨履行信托事项，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来解除其“受托责任”。
中国上市公司的运行机制、市场特点、发展阶段都有别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这些特殊的条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同经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Ross在1977年提出了有效信息传递工具必须满足的四个条件：
一是公司管理层总是积极发出真实的信号；
二是业绩好的企业的信号很难被业绩差的企业所模仿(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和被市场识破的风险)；
三是信号必须与可观察事件相联系；
四是不存在成本更低的传递同样质量信息的其他方式。
以下是对我国股票市场实际情况的分析：
1．股利形式的模仿性
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都具有传递信号的功能，但是从发放的成本和发放时的会计处理方式上来看。股票股利更具有易模仿性：发放现金股利必须有现金流出企业，而股票股利只需转帐；发放现金股利的企业再投资时会发生筹资成本；
我国对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采取的是面值法，不是市价法，从而导致绩差公司也可以发放股票股利。从1996年以来。每年只有大约20％的公司推出派现方案，即使包括混合股利方案，派现公司也只有30％左右。2000年由于政策导向，这一比例提高到60％，但2001、2002年又下降到50％左右。
2．股利形式的稳定性
在股利政策不稳定的情况下，其包含的信息量和稳定股利政策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不一样的。我国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相当不稳定，大多数公司没有明晰的股利政策目标，因此在股利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缺乏长远的打算，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能够不问断派现，保持连续稳定的股利政策的公司很少。
2000—2003年间，连续四年派现的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5％。2001—2003年间连续三年派现的仅占7．44％。即使在连续派现公司。派现数额在各年度的分布也非常不均匀，年度间差别很大。四年平均相对离差率达0．28。
3．对虚假信息的反应
信号模型是以经理层激励机制为出发点，将经理层和企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经理发出虚假信息的结果会导致市场对企业负面反应。造成经理层利益和声誉的损失。但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对经理层股利政策不当造成的损失尚无有效的惩罚机制，当公司业绩下滑时，经理层可以改变股利政策或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改变不利状况，而经理层本身的利益没有多少损失。所以，绩差公司可以模仿绩优公司的股利政策，从而使市场无法判断企业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
4．股利信号不能有效预示企业业绩
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半强式有效的市场中，现金股利是最重要的股利形式，股票股利则呈下降趋势。有些研究已经表明我国的证券市场已达到弱式有效，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在这种情况下。股价和股利未充分反映这一时期的全部信息，存在着操纵价格的现象，股价的无序波动掩盖了由正常途径传递的有用信息对价格的真实影响，股价对股利宣告事件的反应，与企业利用资源的效率并不一致。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股利政策的差异和变化反映了企业质地和经营状况。
一般地，实施稳定股利政策并能连续派现的企业，通常是绩优且稳定增长的企业，应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但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实施高比例股票股利的上市公司比实施派现方案的上市公司股利在股利宣告日前后超额收益率(CArt)高出4倍。这与有效市场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一些连续派现且支付率较高的公司表现平平。这种现象违背了市场规律，扭曲了股利政策和股价的关系，导致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错位。
1.股利政策应注重现金股利的作用
股利信号传递理论主要研究的是股利政策中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变化对股票市价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在未来不能盈利或不能提高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那么公司股价会大幅下跌。所以，如果管理当局对未来预期把握性不大，应更加重视现金股利的作用。股票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证券品种，应给予投资者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以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股票平均市盈率40倍、2001年平均现金股利支付率35.3％来计算，股票投资者的股利收益率只有0.95％，还不到同期国债利率水平的一半。显然，投资者更看重股价波动所带来的收益，这无疑助长了投机行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对高比例送股和转增股股票的盲目追捧是缺乏未来稳定增长的盈利预期支持的，这显然与股利传递信号理论相悖。要想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同时也应该重视股利信号，尤其是现金股利所扮演的对已披露信息的验证性作用。
2.股利政策应保持长期稳定性
在较为成熟的西方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大都采取较稳定的股利政策，股利支付一般不受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因为投资者对股利削减的反应要远大于对同等股利增加的反应，所以管理当局只有在确信持续增加的利润能够支撑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时，才提高股利，而且一经提高，这一股利支付水平应具有长期稳定性。
否则，下一年的股利削减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反应。同理，即使公司面临亏损，管理当局亦应保持平稳的股利支付水平，直到他们确信亏损不可扭转。由此，2001年度我国某些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欠佳却照常派现的现象就不足为奇，这一股利政策传递出管理当局仍然对未来发展很有信心的内部信息。但是，比较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基本上没有一个稳定的股利政策，股利分配随意性很大，致使投资者无法正确理解股利变化所传递的信号，限制了股利信号传递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减少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处于不同发展周期的企业适用不同的股利政策
快速增长型公司往往有较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所以对资金需求较大，股利支付率一般偏低；而那些市场份额比较稳定，又不需额外追加大量投资的公司，则往往通过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水平向投资者传递管理当局对未来稳定高收益的预期。由于投资者对增长型公司的良好未来预期，使增长型公司较价值型公司拥有更高的市盈率，而分红派息传出的市场信号往往被理解成公司增长速度开始减缓，正在逐步走入价值型公司的行列，所以对于IT前沿的微软公司即使拥有360亿美元的超额现金储备，仍然选择了不支付股息红利的股利政策。反观我国证券市场，许多快速增长型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就让人困惑。
比如用友软件，2001年上半年才刚刚上市，就采取了每股派现0.6元的高股利政策，公司有动用募股资金进行分红之嫌。这种做法只能传递出混淆投资者判断的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市值较大的公司往往是发展成熟、业绩稳定的公司，所以更有可能选择现金股利；而一些小公司出于吸引新资金和增强竞争力的目的，有较强的扩张欲望，而且市值小的公司更有炒作的想像空间，所以管理当局往往顺应这种市场的要求，选择分配股票股利而不是现金股利。
4.股利信号的作用取决于它的性质而非变化方向
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非良性现金分红的公司增多。有的公司将利润分光吃光，超能力派现，如承德露露（每股收益0.38元，每股派现0.66元）；有的公司为了支付高额派现，于派现当年推出再融资方案，如盐田港A（中期每10股配3股，年末每股派现0.5元）。这显然片面地理解了股利信号的作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股利信号的性质而不是股利变化的方向。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股利增加都是好消息，传递利空信息的股利增加反而会导致负的市场反应。如果股利的变化方向与自愿性披露信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揭示具有高度不一致时，股利信号只能起到混淆作用，影响投资者的原有判断，引起市场反应混乱，股票价格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