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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约谈”制度是2007年度刚刚开始的一项制度。当时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在全国排前几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来，一是当面汇报情况，二需要对违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问题出在哪，下一步该如何解决。
违规土地约谈
2010年12月16日上午，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京约谈违法用地较为严重的5市（州）、7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下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通报了2009年度全国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情况。公众期待已久的三部门全国土地管理“问责”正式启动。
楼市约谈
在2010年12月末，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便称，将“适时会同监察部对省、市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工作进行考核，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1]
日化企业约谈
针对2011年3月，日化产品和方便面等将涨价的信息，国家发改委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同时将派出调查组赴有关企业进行调查。[2]
家电企业约谈
2011年初，部分家电厂商喊出“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行正在触发白电成本的全面上涨”，“有渠道商已经收到制造企业的涨价通知”，例如在冰洗产品方面，部分品牌酝酿进行了5%左右的价格上调，而油烟机、灶具、消毒柜等产品方面，平均涨幅也会达到5%-10%左右。在发改委“约谈”工作之后，年初至今一直甚嚣尘上的白色家电酝酿涨价开始转向。[3]
酒业约谈
2011年3月31日和4月2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领导邀请发改委价格检查司、经贸司，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市场运行司有关领导，紧急约谈中国酒类流通协会、酿酒工业协会及华润、青岛、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团领导，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强调维护价格稳定。
环保约谈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均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约谈。解决和处理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情况，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责任追究等。[4]
尽管从字面理解，这种方式有别于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实际上却几无差别。当然从抑制物价进而“维稳”人心来看，“约谈”也颇有效用。但“约谈”可以镇痛，却也有可能让短痛变成长痛。而就对市场格局的影响看，“约谈”潜在的因素不容忽视。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而让另一部分企业失掉市场。
“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