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理论（Theory Of Reflex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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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性最早由William Thomas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随后由社会学家Robert Merton在40年代晚期完善。
真正将反身性理论推向发展高潮的是索罗斯。他在197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中反复强调，市场并不是像教科书所讲的那样理性和有效，而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反身性，这会带来泡沫和市场的崩溃。2001年9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来中国访问。在此之前，他的新著《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即使在中国他的“金融大鳄”之名也广为人知，但索罗斯将哲学视为他一生最珍视的部分，他认为他提出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哲学理念是他投资制胜的思想基础。他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我一直珍爱这样的幻想:反身性概念将为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做出突出的贡献。在反身性概念的基础上，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构架:不完备理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可错性(fallibility)和开放社会理念open society )。索罗斯的思想深受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方法论和开放社会观念的影响。[1]
索罗斯1969年创立量子基金，在其后的26年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为股东赚回了近35%的年均收益率。这显然已经不能够简单归于运气，而更多的理解是索罗斯具有其他投机者不具备的更为独到的东西，那就是索罗斯自己的独特金融理论。
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与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
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资讯，且投资者会因个别问题影响其对市场的认知，令投资者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同的意见，索罗斯把这种“不同的意见”解释为“投资偏见”，并认为“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有其抽象和实践的两个方面。
在抽象的方面，索罗斯考察了思维和实在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预设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和实在的关系的图像:实在的事实和思维的命题体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隔离，一边事实，另一边是命题。这样，事实才能成为判断命题真伪的标准，这也是符合论的真理观和实验检验的科学方法论所以可能的条件。在有思维的参与者所构成的事件中，思维和实在之间的关系的并非认识论的单向反映，即思维服务于对实在的理解。我们总是在一种生活处境中具有我们的思想，同时我们的思想指导着我们的行动，而我们的行动复又影响着将会发生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结果也是事实，但它却不能作为判断参与者的思想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因为它依赖参与者想什么和做什么。因此事实的内容包含了参与者对事实的认知。“在这里，因果链并不是直接从事导向事实，而是从事实到认知，再从认知到事实。如果在事实和认知之间存在某种对应(correspondent)或等价关系的话，这当然不至于会产生任何难以克服的障碍，不幸的是这种假设无法成立，因为参与者的认知所涉及的不是事实，而是一种本身取决于参与者认知的情景，因此不能看作是事实。这样，索罗斯发现了参与者的思维和实在之间的一个根本关系:反身性。
在实践方面，索罗斯深深地卷入复杂而急遴变化的金融市场，在他分析金融市场的变化时，他不能只以市场的旁观者反思市场的变化，而必须参与其中做出交易的决断。这样他对市场的理解同他的参与决断所塑造的市场之间的交替反馈构成了反身性概念的基本意义。
金融市场中参与者的行为是这样表现的:一方面，具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试图理解他参与的市场环境，索罗斯将之称为消极功能或认知功能;另一方面，参与者参与到他们所理解的市场环境中，并进行交易，索罗斯将之称为积极功能或参与功能。对于市场的参与者来说，他试图通过他的基于理解和判断的交易行为来预测和贴现(discount)未来，而未来又反过来依赖于现在是如何进行贴现的。参与者和市场环境并非相互独立，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反身性。我们容易发现市场的反身性运动形成了一个时序(被理解的过去的市场情景、预测未来而当下做出的交易决断、交易行为引进了对市场未来的塑造)上的“缠结”:即对市场未来的贴现会影响被贴现的市场未来。参与者指望市场变化的未来结果验证或符合他现在的预期，但市场的未来却因参与者预期的进入而导致变化的不确定性，参与者的预测行为本身成了它自身必须考虑的影响未来变化的因素，于是预测成了一个自身相关的行为。
传统的思想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市场价格倾向于对市场未来的发展作出精确的贴现。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错的。他们代表着一种对未来的偏见。而且扭曲有双向影响：不仅市场参与者以偏颇的观点进行，而他们的偏颇也会影响事件的发展。由于参与者的认知本质上便是错误的，而错误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这种关系也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对应（Correspondence）,索罗斯称这种双向关联为“反射”。
索罗斯通过构造两个函数：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并把它们表述成一对递归函数来阐述他的反射性理论。
认知函数
Y = f(x)
参与函数
X = Φ(y)
X：事态， Y：认知或思维
推出
Y = f[Φ(y)]
X = Φ[f(x)]
参与者对事态的认知称为认知函数，参与者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称为参与函数。在认知函数中，参与者所认知的事态是自变量，而在参与函数中，参与者的思维是自变量。在研究社会现象时，两个函数同时发挥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这样研究将不再产生确定的结果。由于事态和思维两者均为因变量，所以一个初始变化会同时引起事态和参与者的思维的进一步变化，而这两个递归函数将不可能产生均衡点，存在的只是一个无限运动的过程，索罗斯称这种相互作用为“反射性”。
反射理论适用于非常态的远离均衡。这是一种间歇出现而非普遍适用的状态，在这一条件下，认知与现实之间出现过度背离，只要现存的条件不发生显著的变化，认知与现实就不会趋于一致，这种反射性的双重反馈机制便发生作用，金融市场将出现单向的过程。
反射理论不适用于常态的近似均衡。只要把从认知与现实之间的暂时背离加以忽略，有效市场理论所主张的随机漫步理论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反射理论可以用于对冲击基金的宏观投资战略。在金融市场上，大多数投资工具的价格波动范围（围绕均值）为一个标准差，在宏观投资战略看来这属于正常波动，获利空间不大。但是，当一些投资工具的价格波动超过两个标准差以上时，这就为宏观投资战略提供了20年或30年才会出现的非常投资机会，这时投资工具的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宏观投资战略抓住这个非常的价格/价值状态最终会恢复到正常的价格/价值状态的投资机会进行投资而获利。
之后，偏见和趋势可能重复受到外在震动力量的考验，如果熬过考验，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一直到变成似乎无法动摇为止，这称为加速期。等到信念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使参与者的偏见成为主角时，就会出现一个高点，称之为考验期。趋势可能靠着惯性继续维持，但是已不能再使信念强化，因而导致走向平缓的状态，称之为停滞期。最后趋势变得依赖日渐加深的偏见，散失信念注定会促成趋势反转，这种趋势反转就是临界点，相反的趋势会在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导致称为崩溃的灾难性加速状态。
索罗斯在他的投资活动中，发现金融市场运作原则类似科学方法，做投资决策如同拟定科学假设，而实际状况是测试。两者的差异只在于：投资决策之假设其目的是为赚钱，而非建立一项普遍有效的结论。同样地这两种活动都牵涉了重大的风险，成功则能带来相应的报酬，投资决策是金钱的报酬，而科学研究则是研究成果的报酬。索罗斯将金融市场视为测试假设的实验室，而且他非常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并非严格的科学假设。理论水平充其量之能够达到炼金术的水平，所以他称成功投资是一种“金融炼金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