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领导(Scientific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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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导则是指领导行为只要符合领导活动的基本规律，顺应社会发展方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那么，无论是否应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哪怕仅凭经验和直觉都能取得满意效绩，这样的领导就是科学的领导。这一表述既指目的，又指手段；既指过程，又指结果。以往我们一谈到科学领导，容易将其与科学技术或科学理论混淆起来，而排斥经验和直觉，把凡是不借助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而仅凭经验进行的领导都统统划归经验领导、传统领导或不科学的领导，把科学领导和经验领导对立起来，把应用科学技术的领导称为先进的，把经验领导称为落后的，这种理解失之片面。将科学领导称为先进的没有错，但把经验领导归于落后领导与传统领导却失之偏颇。科学领导和经验领导只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手段，没有孰优孰劣之分。领导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手段是从领导经验中产生的，是对领导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运用也离不开领导经验，即使在今天这个领导活动大量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信息社会，也同样需要技术与经验的完美结合。当然，经验的运用也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就是在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理论素养甚至没有文化的人那里，经验伴随着个人经历也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形的理论、模式，单纯靠经验进行决策也能偶尔成功，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不胜枚举，所以，经验领导也是建立在习惯基础上的。我们现在从贬意上讲的经验领导实质上应称为经验主义领导或领导中的经验主义，它与经验领导又有本质的差别。经验主义领导或领导活动中的经验主义是指既拒斥科学和理性，把经验推向极端，把经验和直觉绝对化的唯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其实也指拒斥经验和直觉，把科学和理性推向极端，并使之绝对化的唯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后者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经验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也是不科学的。单纯依靠经验和直觉不仅在今天是不适宜的，即使在传统社会也是不被推崇的经常造成失误的领导方式与方法；而照搬理论和教条进行领导不仅在过去也不乏失败的先例，即使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把科学和理性推向极端虽然很时髦，但也是不理性和不科学的，单纯依靠科学技术也是有局限性的，也不乏失败的先例。由此可见，科学领导与经验领导的作用是互补的、交叉的，要实现科学领导应尽可能以建立在领导学和领导科学等学科背景上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尽可能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最新科研成果。但也不应排斥经验和直觉，尤其在诸如战争、动乱、社会变革等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以及军事与外交等非常领域，有时经验和直觉的作用仍非常突出，那种把领导学等同于领导科学的观点是欠妥的，指望掌握一些领导学理论和领导科学技术的皮毛，然后照搬到领导实践中去就能实现科学领导也是很难成功的。领导学、领导科学只是一门停留在书本上的学问，科学领导则是一种愿望、过程、手段和结果。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静态的学问来自动态的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要想在领导学、领导科学同科学领导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联系，必须经过领导活动实践，而这个过程又离不开经验和直觉。
一是要创新理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从实际出发，立足当前志存高远，不盲目追求GDP 增长速度，不喊脱离发展基础的空口号，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发展与建设中从地方实际出发，不盲从和套用不适合本地发展的模式，不搞一刀切，不强求一律，盲目攀比，在调查研究和搞好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建设规划，立足于抓好实施。
二要注重方法。在加快发展的道路上，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群众富裕作为“第一目标”。依靠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潜能，努力营造鼓励人民干事业、帮助人民干成事业的良好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走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从本地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出发，立足于本地已有基础，不能轻易另起炉灶，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效率与高效益。
三要致力于提升绩效。进一步创新机制、创新方法，进一步提升绩效。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做到科学考评政绩。考评政绩，既要看任内作了些什么，更要看走后留了些什么。由于工作环境和基础条件不同，在衡量政绩时应充分考虑岗位和区位差异，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的政绩，鼓励干部打好基础、练好内功。考核班子和干部，既重视“硬件”，更重视软件；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尽量把一些潜性成效转化为显性指标，充分重视那些不能用数字反映的成绩。
领导是由领导者带领被领导者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共同作用于客观环境的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这就是说,领导活动是由领导者、被领导者和客观环境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三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两大基本矛盾。一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二是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前者多属社会属性,后者多属自然属性,一般两类矛盾呈现交叉的影响状态。
(1)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只要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存在,都有此类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在我国,由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群体目标是一致的,两者的矛盾是因认识分歧或思想方法、工作方式不当而产生的。因此,这种矛盾系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公开的、有隐蔽的、有渐进缓和的、也有突发的冲突等,但毕竟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可以解决克服的矛盾。领导活动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一个特点是,领导行为与领导目标之间存在着间接性的关系。即制定和规划目标的领导者并不是目标的实现者,领导者必须依靠被领导者和调动被领导者的积极性而实现目标。从这个角度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对矛盾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调动被领导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领导者实现领导活动目标的源泉所在。
纵观企业管理学的百年沿革轨迹,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对人力资源及人格越来越重视。
传统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以GDP增长为中心,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为中心。因此,在西方传统管理原则中,人与物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零和状态,执着于对物的追求,即使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在这种价值取向下,造成了部门与部门的重迭,机构与机构的交叉,形成了官僚主义的大迷宫。面向全球化的时代,迫使人们由原来主要对物的投资逐渐转向对人的投资。因为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知识创新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将知识应用于经济的竞争,即人才的竞争。领导者必须适应这个潮流,重视人的价值,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使社会的组织管理更加科学化。
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除了用人之能外,还必须在提高人的素质和激励两方面下功夫。因此,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和强化培训以提高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这是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主观意识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客观实际中所产生的偏差。
从领导者方面说,由于领导者、被领导者、客观环境三个要素都是变量,因而领导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使其主观意识与客观实际的偏差达到最小。领导者在确定和实施改造自然的群体目标时,必须懂得大自然的固有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果领导者因未认识它的必然规律,而主观武断地、凭个人想象地确定群体目标,就必然会遭到失败,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严重时会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群体目标产生非一致性,矛盾可能转化到社会属性方面,造成两者之间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因此,领导者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和要求,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脉搏,抓住有利时机,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吻合,以实现改造社会的群体目标。否则,不是贻误时机就是欲速不达,导致革命与建设的失败。解决这对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决策。提高决策水平,是实现领导科学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功。同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被领导者的主体地位,如果只有领导者认识、适应、利用并改造客观环境,而没被领导者的参与,领导者制定的群体目标就不可能有效地达到。只有被领导者同领导者一道,同心同德地去处理好与客观环境的矛盾,才能卓有成效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
由于领导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领导者的“投入”要通过被领导者的行为效率“产出”。这就决定了在领导活动中存在两条轨迹:一条是领导者为实现某种目标所设计的轨迹;一条是由被领导者在实践设计轨迹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践轨迹。设计轨迹指导实践轨迹,实践轨迹实现设计轨迹。这两条轨迹的关系是以两者之间的差异为基本特征,二者的吻合是偶然的,不吻合则是必然的。鉴于在领导活动中设计与实践两条轨迹的关系是以两者之间的差异为基本特征。因此,科学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断地使实践轨迹与设计轨迹的偏差达到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领导活动系统就要建立调节的结构和机制来保障,必须建立起由决策机构、鉴别机构、执行机构组成的一个闭合的反馈调节系统,使之可靠地运转。系统中的鉴别机构必须准确、真实、灵敏、无误地反应出目标与执行之间的差距,并及时地向决策机构提供信息;而且决策机构则根据鉴别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合理、科学的决策与决断,并对执行机构下达行动指令;执行机构坚决、果断地执行决策机构的指令,其实施效果又在鉴别机构的不断监督之下,反复进行新的反馈调节,直至群体目标的实现。除了建立闭合的反馈调节系统外,从领导者的角度上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领导者不能满足于目标的制定、任务的布置,埋进文山会海,而应该深入实际,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被领导者实践轨迹的走向,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使实践轨迹与设计轨迹的偏差达到最小,防止出现忽左忽右的现象,以达到提高领导效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