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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就延期偿还和减免债务问题达成协议，中止破产程序的一种方法。和解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条件，而这种法律行为不仅需要债权人会议与债务人意思表示一致，而且要经过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可，方能成立。
破产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1673 年的法国《商事条例》。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也规定有破产和解制度的内容。但作为预防破产的和解制度，则首创于1883年比利时颁布的《预防破产之和解制度》。为了避免传统破产制度给社会经济带来消极后果，欧亚一些国家也纷纷效法，制定单独的和解法，与传统的破产法并驾齐驱。尤其是本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以企业复兴为目标的破产改革运动，各国相继建立起企业拯救与再建型重整制度。美国1978年生效的破产改革法特别规定，一旦债务人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针对债务人的单独追索债务的诉讼及担保权的行使自动停止。并且，实际占有财产的债务人或其财产托管人有权在整顿中的继续经营期间使用和处分财产，因继续经营而发生的无担保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法实施后，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案件迅速上升，而破产清算案件却相对下降。
法国1985 年《困境企业司法重整及清算法》的首要目标是拯救企业，维持生产经营和促进就业。该法在立法上的重大突破是将企业置于破产制度的中心地位：程序上确定了重整前置原则（即重整无效，再行偿债）和法院干预原则。企业重整方案可不经债权人会议讨论，直接由法院批准生效，债权人无决定权，只有向法院陈述意见的权利。德国1994年《破产法》创设了灵活的和解制度，债务人及其财产管理人均可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偿债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法院批准生效；破产财产可交由债务人管理、占有，在监督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受现代破产制度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于1986年12月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也构建了一套和解与整顿并存的程序体系。由于该法在指导思想上受到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约束，以公有制企业为核心，全面贯彻了行政干预的原则。和解制度的目标不是为了了结债权债务，而是为使国有企业免遭破产厄运。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非国有企业法人补充为破产和解制度的调整对象，虽然扩大了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但就其基本出发点而言，仍归属于破产法（试行）确定的和解制度。
各国立法例表明，和解制度价值目标的差异决定其程序制度上的差异，并表现出和解制度在破产程序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作为破产制度的补充，和解的基本目标是预防破产（避免破产宣告或破产清偿），克服破产制度无法免除的缺陷和解制度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如下功能：
（一）清偿债务与债权妥协相结合
破产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运用国家权力强制解决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使债权人在不能完全满足其债权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一种公平的分配，以维护社会正常的交易秩序。破产和解是债务人与债权人通过自愿协商，在相互谅解基础上，了结债权债务的一种方式。两种程序均由债务危机所引发，但对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明显不同。破产强制清偿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是以彻底牺牲债务人为代价的偿债办法，从债权利益分配的角度看似乎是公平的，而债务人所遭受的却是不公平的财产瓜分。和解是一种积极的偿债办法。它通过减免债务数额，延长债务履行时间，缓解了债务积淀的负担和压力，为债务人再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可能通过恢复债务人生产经营能力来促进债权效益的提高。债权的实现，从根本上讲，有赖于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复苏债务人的目的，仍为偿债，复苏与偿债目标是同一的。
在现代社会，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担负着多重社会职能。财富的增长，利益的实现，资源的调配，交易的盛衷，无不与企业相关。而在企业破产清偿过程中，即使剥夺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也不能满足债权利益。不彻底的债务清偿必然引起债权呆滞，使债权人陷入清偿无望的财务困境，以致发生连锁破产的后果。并且，企业之间的联系愈密切，破产案件对社会不良影响的范围就愈大。为了摆脱这种困扰，有必要寻求一种能调和冲突、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办法来解决债务危机。作为温和的偿债方式，和解制度提供了一种通过债权妥协的程序机制，给债务人创造了复苏的机会和条件，有可能运用债务人的有限财产最大限度清偿债务，减少社会资源的损失与浪费。
（二）保护债权人与维持债务人资产利益相结合
传统破产制度是以债权人为中心的强制偿债制度，其共同点是片面强调债权利益，排斥或忽视债务人利益。把破产当事人置于冲突的前提之下，强制性解决债务危机，不但加深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也有损于债权人自身利益，增大了强制偿债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在破产清算之前，因制度的约束使债务人不能支配其财产，且债权人也无权经营破产财产。在漫长的破产过程中，财产的停滞必然造成其价值的降低和企业信誉、商标、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毁损，债权人也会因破产财产的贬损不能更多受益而遭受利益损失。其次，在破产清偿中，强制变卖破产财产使其实际价值大大减少，加剧了社会资产的流失和浪费。再次，破产清理所耗费的费用进一步增大了偿债成本，使本来就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破产财产因预先支付各种费用受到削减，降低了债权的实际效益。最后，强制偿债制度客观上将处于困境的债务人推向了“死亡”的绝境，滋生了债务人的消极不满情绪，企业的商业秘密，有利可图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潜在的交易回报等方面的利益因素就难以保留和变现。由此可见，忽略债务人的资产利益，并不能有效保护债权利益。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引导债权人从帮助债务人摆脱困境的角度出发，用妥协退让的方法为债务人维护或提高其资产价值提供新的机会和条件。作为对破产清偿的积极补救，和解制度必须负有这种功能和作用。当然，和解协议能否达成，关键取决于债权人对偿债期限、债务数额及还债方式作出让步的限度。我们不能要求债权人为了债务人的利益作出退让，和解制度只能通过债权人在强制清算与退让清偿之间的利益权衡中，安排一种可供破产当事人选择的机会和条件。
（三）债权利益的最大化
强制清算是极端的偿债方式而非最佳方式。这种方式存在着程序费用高昂，时间和精力耗费过多，破产财产巨大贬值，失业救济等社会负担加重的缺陷。特别是破产财产的廉价分配降低了债权效益，也不符合债权人的真实意愿。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债务人的财产价值，挖掘其偿债能力，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债权利益，是和解制度应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换言之，如果和解制度不能给债权人带来比破产清算更大的满足，债权人宁愿选择破产清算。应当看到，和解也并非安全的清偿方式。债务的延缓，市场的变化以及和解协议生效，破产程序终结、债务人恢复支配其财产以后的经营情况，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风险和损失。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财产的经营价值高于闲置价值，闲置价值又高于清算价值。破产财产的清算变价必然存在价值上的损耗。这是因为：非流通领域的财产出售变现，只有通过部分价值让渡（低于实际价值）才可能实现；此外，清算成本（财产维护、管理费用及清算程序费用）不能得到补偿，只能从变价中扣除。闲置财产价值之所以低于经营财产价值，原因在于：1.闲置财产中包含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不能被消耗和转移，无法补偿；2.财产维护和启动维修的成本增大；3.有形磨损（机械设备锈蚀）、无形磨损（设备或产品过时）所引起的贬值；4.无形利益（如信誉、商标、技术、货源及客户关系等）因经营停顿无法体现。
可见，债务人财产的闲置或清算必然造成其价值流失和资源浪费，而财产的继续经营可能使债权利益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这才是债权人选择和解的真正动机和根据。我们还应当看到，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资产价值的贬损，而是由于经营状况恶化，使其负债额超过资产额而丧失支付能力。导致经营恶化既有债务人主观的因素，也有市场风险及其它非债务人所能预见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把和解制度的功能理解为对债务人的宽容和谅解，拯救债务人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债权，减少因债务积累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如果为某一债务人免于破产清算而使更多的债权人处于困境，那么和解制度就丧失其存在的价值。
（一）提出破产和解程序的主体
现行破产法规定有权提出破产和解的主体是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而对那些没有主管部门的企业，依此规定就无法提出和解申请。因此，破产法应规定所有破产企业均可向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且这一申请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涉。
（二）提出破产和解的时间
由于提出破产和解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因此必须改变现行法律需在破产后三个月内提出破产和解申请的规定，改成破产和解申请起始于向法院申请破产之日，终于债权人会议作出财产分配方案之前。
（三）破产和解内容、必备条件及其生效要件
1.破产企业在提出破产和解时，必须提出债务的清偿方法等破产和解条件。关于和解条件的内容，要保证债权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因为，破产和解既然是由法院进行的破产处理之一，那么，债权人平等的理念当然要起支配作用。能成为该平等适用对象的人只限于一般的破产债权人。
2.破产和解的提供人或第三人没有遵守破产和解条件而向特定的破产债权人提供特别的利益时，将被视为无效。
3.破产和解方案提出后，法院应对该方案是否由有资格的人提供或是否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等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还要判断是否存在法定驳回事由。
4.对于通过了法院审查的破产和解计划，还需交付债权人会议表决。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日期由法院作出决定并公告，该召开日期必须在一般的债权申报之后。不过，在有特别申请时，法院可以合并会议召开日期和债权申报日期。在会议上有表决权的仅限于一般的破产债权人。
破产和解提供人应在破产和解的召开日期到场提供破产和解方案。这种提供的含义，应是向债权人提供破产和解契约。所以，在会议上由法定多数债权人表决认可破产和解条件的话，可以理解为这是债权人方面对破产和解契约的承诺。认可破产和解的要件是，持有表决权的出席会议的债权人过半数，而且其债权额必须得到持有总债权额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债权人的同意。
5.若债权人会议否决了破产和解方案，即意味着要继续进行破产程序；对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方案，还需要移送到法院进行确认。之所以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的还要得到法院认可，是因为破产和解的效力对少数反对破产和解的债权人也具有强制力的缘故，因此，这种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破产和解的合法性。
破产和解方案生效后，其法律效力可分为：破产程序终了的程序上效力；对破产企业和破产债权人产生的实体上效力。
1.破产程序的终了。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破产和解方案一旦生效后，破产程序中止，并未终结破产程序，这一规定对破产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企业一旦处于破产程序中，就没有人敢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其融资、产品销售等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可以预见，虽然破产企业达成了破产和解，如果只是中止破产程序，那么企业也不可能获得再生。因此，笔者认为，破产和解效力应使破产程序终了，但作为破产债权人会议，仍必须处理此前破产程序所剩下的事务。
2.对破产企业的效力。基于破产和解的生效，在破产程序终了的同时，破产企业将恢复行使破产清算组所属财产的管理处分权。但是，如果在破产和解条件中对管理处分权设有限制，破产企业就必须服从该限制。比如，破产债权人或第三人对破产企业的经营实施管理、监督等限制。如果破产企业实施了违反限制的行为，将被作为不履行破产和解条件的行为，从而成为后面所述的取消让步或取消破产和解的原因。然而，为了能使各个财产设定的关于管理处分权的限制足以对抗第三人，就不动产设定的处分权限制等，必须具备已进行登记等抗辩要件。
3.对破产债权人的效力。随着破产和解的确定，以前的破产债权将按照破产和解条件进行变更。例如，有延缓期限、免除一部分债权等对破产债权人来说不利的变更，也有提供担保等有利于破产债权人的变更。这种变更的效力，可及于全体破产债权人。所以，参加了破产和解表决的债权人（不管赞成与否）以及没有作破产债权申报的债权人的权利将一律被变更。
4.对保证人等的效力。破产和解的效力不能及于破产债权人对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共同债务人或者物上抵（质）押权人等所持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破产和解条件中就破产债权人的权利规定有延缓、免除等内容，破产债权人仍然可按原有内容对保证人行使权利。但是，关于保证人对破产债权人实施清偿的结果，即取得求偿权的范围只能是在破产和解条件的范围内认可对该权利的行使。
在破产和解生效后，如果破产企业履行破产和解条件，当然不会出现什么特别问题。但是，由于破产企业本身履行意思的问题，或者破产企业重建失败等事由的发生，就出现了不能履行和解方案的情况。在这种场合，作为破产债权人可能采取的手段，就是基于债权申报表，对破产企业本人或破产和解保证人实施强制执行，以及对从破产宣告前就是破产企业的保证人行使权利等几种可能性。不过，这些手段都是以破产和解本身效力的存续为前提。作为以破产和解条件的不履行为由，意图使破产和解本身失效的，将产生取消让步和取消破产和解的法律后果。其中，取消让步是各个破产债权人取消在破产和解中对破产企业所作的让步，因此是破产和解的部分失效。与此不同，取消破产和解则使破产和解本身完全失效，并重新开始破产程序。
1.取消让步。即破产债权人个别地撤回在破产和解中对破产企业所作让步的一种债权人的意思表示。可以理解为，这实际上是解除在债权人会议召开日期成立的破产和解契约。让步一旦被取消，破产债权人就可以恢复本来的债权。相反地，却不会失去因破产和解而取得的权利，比如人的或物的担保。不过，债权人并不能立即请求履行通过取消让步得以恢复的债权额，只要不是破产和解结束之后，行使权利就不会得到允许。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由于取消让步而使破产企业不可能履行与其他债权人达成的破产和解契约。
2.取消破产和解。取消破产和解将产生使破产和解失去对全体破产债权人具有的法律效力。因此，只有债权人所作的意思表示还不够，必须要有法院作出的取消决定。法院作出以不履行为由的取消破产和解决定，必须有已申报债权的过半数的债权人，且相当于总债权额四分之三以上的债权额持有人的申请。在判定这种申请权人的时候，既要将已接受全部履行的债权人除外，也要从破产债权额中扣除已接受履行的债权额，只以剩余额作为计算的基准。
综上所述，通过完善破产和解程序、破产和解效力及破产和解失效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规定，可基本构建一个较完善、可操作性强、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破产和解制度，达到有利于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公平竞争、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