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商（The dian busine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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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商是云南的商帮。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直到进入近代，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由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联系的薄弱而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云南沦为外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贸易在近代空前发展，而且呈现出流通交换领域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历史渊源上看，云南沿边一带早就有从事这项经营的行商及小贩。但直到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埠通商的影响，云南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手中积聚了一定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经营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的刺激，纷纷集资组号，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销售。外贸商人这一部分新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近代云南商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滇南地区从事对外贸易者多为迤南商人，又有玉溪帮、石屏帮、建水帮等之分。迤南商人出境贸易的年限较早，光绪年间就有杨发春、李继先、杨体国等人以日用百货经营为主，赶着马帮走通了迤萨至越南莱州的商路，并把越南莱州的棉花运回家乡出售。随之羊街、浪堤等地区的商人也驮着茶叶到越南莱州出售，然后采购棉花而归。
此外，建水人朱辅所开设的“朱恒泰”商号和孙海航的“正顺昌”商号，是在云南商帮中出现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建水帮”主力。另有1897年由周柏斋、周厉斋创立的“顺成号”，成为滇南巨商。
在滇南与老、泰、柬、缅等国的贸易中，河西(今通海一带)、玉溪、峨山等地的回族马帮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称，这一带的许多回民都依靠赶马帮到思普沿边及泰国、缅甸、老挝做买卖为生。
在近代，云南的外贸商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外贸商人同时兼有货主、运输商(马帮主)、零售商等多种角色。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大都自己养马，外出经商时便赶着马匹驮运货物，成为走四方的马帮商人。即使是代客运货的运输商人也不完全靠收取运费为生，而大多还兼做商业贸易。他们通常把甲地货物捎往乙地销售，以此获利。大的马帮商人组成的商队通常还有武装护卫，从而形成了集采购、运输、贩卖、武装押运为一体的特殊商人集团。
云南省有四千多公里漫长的国境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这样的自然地理情况，使得边境一线的各民族得以侨居他国或进行季节性往返贸易。即便是在远离边境的弥渡、祥云、普朋、南华、姚安、大姚等地的汉、白、彝等各族小生产者，也在每年秋收过后，成群结队地前往缅甸边境的一些矿山挖矿做工。
由此演化，由于运输的需要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于是云南腹地的各族群众中，也出现了不少季节性往返的侨商。如河西（今通海）、玉溪、峨山一带的回族，从清光绪初年起，就有由经营马帮从滇南思茅、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一带经缅甸、老挝抵达泰国进行季节性往返的侨商贸易。他们几乎在东南亚的整个旱季中，都侨居他国进行贸易活动。有的或因贸易活动不顺利或其他原因不能在来年春耕时节返回故里，就滞留于泰、缅地域进行短途贩运，由此而在国外定居。
近代云南华侨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由滇南前往异国的华侨，主要集中于泰国，而且以回族居多；分布于上缅甸各地的滇侨，则主要来自滇西一线的腾冲、龙陵、大理等地区；少数分布于印度的云南华侨，则多为由滇西北的中甸、丽江等地区去的少数民族商人。例如中甸的藏族商人马铸材，就曾长期侨居印度进行滇、印、藏之间的“三角贸易”。
晚清时，边界重镇腾冲、河口、思茅、蒙自相继被辟为商埠，更规定在滇缅陆路边界实行免税贸易，为对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云南的对外贸易前所未有地发展。因经营对外贸易的利润很大，许多商人都把自己的经营重点投向进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对于当时已积累了一定财富而又熟悉进出口的一部分华侨而言，自然更不例外。他们纷纷开设商号，从事进出口贸易，从而成为当时云南商人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