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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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是指马克思和福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权力的概念，对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福柯那里，“权力”的意思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客体，影响他人的行动；权力与知识具有密切的联系，它的显现不是借助于断头台和军队，而是借助于知识，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福柯称之为“统治性”。他对权力的研究为他的理论核心——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提供了进入的最佳角度，也是他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
1971年福柯出版了《话语的权力》，在这本著作里，他首次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但福柯本人并不赞同)，讨论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权力和危险，把握不可预料的事件。”“若干程序”即权力的形式，既包括外部的程序，也包括内部的程序。外部程序通过禁律、划分、拒绝和确立真与假的对立，设定了一个对话语的限定和控制的外部排斥系统。内部程序中第一个原则是“评论”，它扮演着一个双重的、相互联系的角色，通过汲取初始文本的多重或隐蔽的意义，构成新的话语。第二个是“净化原则”，这是关于作者的概念，但不是关于写作者本人，而是“一组作品的统一原则、意义来源和融贯焦点”。第三个原则是“学科”原则，它构成了对任何希望使用它的人都适宜的佚名体系：命题的汇集被视作一组真确的规则、界定、技巧和工具；一门学科就是构成新陈述、新命题的东西。除了这两组程序外，还有在控制话语的第三组程序。这些程序与传播它们的条件有关，这些限制系统中最醒目的可称之为“仪式”：说话主体所需要的资格、手势、行为、氛围以及一整套与话语形影不离的符号。话语与这套礼仪的架构密不可分，因此，世界上没有超脱世俗、不计功利的话语。话语笼罩在权力之下，人们没有随意谈论的自由，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话语本身也可转化为权力，真理就是一种权力话语。
后来，福柯进一步认识到，权力不仅以消极的方式限制话语，也以积极的方式在创造话语。这在它所有概念中是最根本和最深远的。福柯在1971-1972年开设的“惩罚理论与机构”课里，进一步提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权力生产了知识，而知识效命于权力。我们社会中各种知识或学科体系都在权力关系中构出并维护和强化了这种权力关系，知识体系实质上是权力关系的符号化，由此知识与权力形成共谋关系。我们承认各类知识学科话语的同时，实质上便承认了隐藏在后面的权力的合法性。有了话语的产生、积累、流通及运作，权力关系才能在社会关系中产生，得到确立、巩固和采用，并且使权力在那种关系中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得以表达。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及作用，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阻力：它既巩固权力但又削弱及暴露权力，使其脆弱，使人们能够反对权力。从这一观点来理解的权力不是压制性的，而是产生性的——它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潜在的正面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使用话语来创造及维护社会关系，而话语是通过表达来使这种关系“规范化”的。福柯的权力话语观点和“权力分析法”，并非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属性、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向支配民众和具体权力的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统运作的“权力机器”。这为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在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中起到了一种特别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揭露宗主国文化政治霸权的技术化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