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社会（non-relationship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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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社会出自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地位相当于CCTV）2010年1月31日期的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描述的是当今日本正在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许多日本人，一是没朋友，“无社缘”，二是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这是“无血缘”，三则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无地缘”。
日本NHK电视台：“无缘社会”这个词汇，是从一次聊天中聊出来的。它意味着“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我们NHK电视台的记者在听到几例路毙的孤独死者案例之后，始了对于“无缘社会”的采访。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采访拉了更大的黑幕。 有一种痛苦叫做“无关”，有一种死亡叫做“孤独”。 高龄、无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家乡，也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 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却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热衷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赴他乡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现代人的孤独死，就在眼前。
财经作家吴晓波：所有人没有亲缘、朋友缘、感情缘，居民仅靠网络和外卖来支撑自己的心理和物质世界。一些孤独、奇葩的商业模式孕育而生:一个人的拉面店、全自动酒店,社交完全匿名化、分割化。城市越大、越孤独，生活越现代、越一个人化。邻居的消失，无缘社会的出现，可以说是—种现代城市病和现代社区病。
在日语中，“缘”是指人与人相互间的关联，即“社会关系”。无缘社会是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日趋淡漠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表现为高龄者，特别是单身高龄者逐渐失去了赖以维系的各类社会关系，进而出现“无缘死”的情况，换言之，即这一群体与社会整体出现断裂关系。[1]
“无缘社会”中最典型、最弱势、人数最多的孤族群体当属高龄者，特别是单身高龄者。由于自身不再具有参与社会生产的能力与价值，承担的社会角色日益减少，社会整合和社会联系度变得越来越低。
单身人士愈来愈多，目前日本有百分之十六的男性和百分之七的女性终身未婚，预计到了2030年，这比例将升高至三分之一及四分之一。老人和家人同住比例也渐趋下降，独居老人死在家中许久才被发现的事件，十年来增加一点二倍，去年甚至有三万两千名死者身份不明，无人认尸；死时身边没有亲人在场，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新词，叫做“无缘死”。
乡村的年轻人想到城市发展，去了就流离在都市里面，极少回乡，地方只剩老人与小孩，乡镇没落，“故乡”的概念愈趋淡薄。
所谓无社缘，也不是真的没有朋友，而是没有“真实的”朋友。很多人一下班就上网，和网上的朋友好像很熟，但是从未见过网友真身，网友的照片、资料是否真实也很难确定，而且网友还常一下子就从人间消失。至于上班工作部分，个人与同事、公司之间，也趋向“无缘化”。在日剧内常见到的是工作单位同事们打成一片，齐心协力克服万难，但现实中现在日本年轻人有不少“便当男”，自己带便当，默默在位子上吃，不多和同事打交道。另外，日本过往以为特色的“终身雇用制”已经瓦解，员工跳槽频繁，七成年轻人工作不到三年就换公司，和公司也难产生深厚的“缘”。
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的日本，摇身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国民收入随之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改变了家庭形态，由以往的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转变为单身家庭，年轻人可以不再依靠父母独自维持生计。
国内经济的高速成长使日本导入国家养老金制度成为了可能。为保障高龄者退休后的生活，上世纪70年代左右，日本建立起了社会养老金保障制度，为老年人实现经济自立提供了可靠前提。
其后，随着城市化进入高度发展阶段，劳动力的地域流动更是异常活跃，大量的年轻人与在家乡经营传统农业和工商业的父母分居两地，背井离乡地来到大都市的现代化工厂、事务所工作，使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成为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不仅使以都市为中心的单身家庭急剧增加，也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还强烈地冲击了日本传统社会家庭中的“血缘”纽带，使亲子关系不断淡化，进而造成了老年人的社会孤立问题。
进入国际竞争激烈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企业倾向于使用海外廉价劳动力，大量雇佣非正式职工以及派遣员工，导致了日本国内员工的非正规化。如此一来， 经济条件的不允许以及身心条件的不安定致使大量“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的人出现，从而加剧了“终身不婚化”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西方的意识观念也渗入到了日本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一个人也能活下去”成为普遍可能的情况下，家庭对个人的价值便开始不断弱化。同时，由家庭带来的对追求个人幸福的阻力也在不断被放大。
不结婚，第一种是因经济或身心条件的不足而不得不放弃结婚，第二种是因为追求个人自由的欲望压过了由家庭束缚所带来的人情好处。因此可以说，“终身不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影响的结果。
此外，出于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现在日本年轻人从对三世同堂等大家庭主义或传统家庭中家父长制的坚守，转为对“核家族”的憧憬。其导致的结果便是亲子关系疏离，单身家庭激增以及高龄者孤独死的不断攀升。
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30至40岁男性正式员工为中心的长时间劳动者人数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过劳不仅危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也使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工作之外的家庭沟通和社会人际交往，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意识的缺失与社会人际关系的淡薄。再者，随着西方功利主义、成果主义等观念的渗透，日本企业日益重视员工的工作成果与效率。由此而来的内外激烈竞争，使得不堪物质精神双重压力而选择自杀的人层出不穷。
IT技术的产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工作内容与方式的转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逐步被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人对机”模式所代替。在IT企业，技术低端、操作单一的工作已经基本以机器为主力。无需再协力工作的员工与员工之间关系日趋淡薄，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约平等，既可“闪婚”也可“闪离”，“社缘” 关系纽带不断疏松。
另外，日新月异的IT网络电子产品也深深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本的超级畅销书《傻瓜的围墙》中的观点：“互联网本是人们面向世界的一扇窗（Windows）， 但有时却也会形成一道‘傻瓜的围墙'，因为只一味地相信世界由此真的变小了，而想不到它渐渐将人们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
随着网络、物流产业的发展，在大都市即使不依靠街坊邻里也能生活下去成为了可能，因此与人交往的必要性不断降低。再加上社会竞争强度的升级、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与人交往的时间和心情也随之大打折扣。IT技术产业的成果就像毒品，人们在忘情享用的同时不知不觉已中毒太深，从而相互隔绝开来。
“无缘社会”就可以看作是社会系统整合的负外部性结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高龄者的角色困境诱发“社会孤立”问题的凸显。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主要是指个体和外界的联系较少，较少地参与社会活动，是针对社会生活较低融入的客观状态的描述。
彼得·汤森将衡量社会孤立程度的指标设定为一周之内与外界人员接触的频率。据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有8. 3%的高龄者一周之内与人接触的频率不足5次，其中男性单身高龄者高达28. 8%，女性为22%。对于高龄者来说，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是在随着退休不断压缩和流失的，如果无法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失去，无法适应社会关系网从动态趋向静态，无法重新学习和回应现有的角色期待，就很容易产生被剥夺感，以及与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兼容，最终陷入“社会孤立”。
第二，共同体意识退化增加了高龄“孤独死”的危险性。“无缘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孤独死”，是指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死亡，并经过一定时期遗体才被发现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群大多都是在生前就已经处于“无缘”状态，退休带来基础社交的丧失，脱离了社会生产的高龄者看似摆脱了社会对于劳动角色的种种期待和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但是日本近年来高龄者和子女分居异处已成为常态。传统的内化于心的共同体意识早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高龄者走向“孤独死”的危险性。
第三，机械的业务关系催生“无缘商业”的形成。面对“无缘社会”的显性化发展，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龄孤独死数量的直线飙升，日本市场上已普及了一些新兴行业，以应对高龄无缘。比如直葬产业。将本该由血亲承担的责任通过一种业务关系承揽下来，与当事人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对于无缘者来说无疑是心理上的抚慰，缓解了由于无缘而无以善终的忧虑，让生命终结得更有尊严。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无缘化的程度和无缘商业的普及速度相伴发展的话，“无缘商业”也成为了将更多个体推向“无缘社会”的隐形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