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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积累制是一种国家强制执行的个人储蓄型计划，它是以远期纵向收支平衡原则为导向的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方式。
基金积累制强调给个人以自由的投资选择权，这将使参保成员为此付出更高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成本以及投资选择风险。毕竟，居民对金融投资的知识和信息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选择正确的投资丁具和投资对象。这样，必然有一部分人面临投资选择失误的风险。事实上，即使个人具有选择投资的能力，也不能保证所选择的信托人的投资不出现失误。在资本市场欠规范的条件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在基金积累制模式下，这种投资风险很可能造成某一周期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成员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严重不足。在政府没有为个人账户提供最低收入保障的情况下，某一代退休人口因此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特别是，如果以个人账户为主要养老金来源，出现大量老年贫困人口的可能性会更大。这样，不但政府的社会目标没有达成，还很有可能因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而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拖累经济增长。这时，政府不得不被动扩大社会救济支出，减轻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由于是整整一代退休人口需要政府的资助，而且在时间上又相当集中，突然增加的巨额财政支出，很可能造成政府无法预期的财政困境。
正是由于资本市场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至今为止，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养老金都极少投人资本市场，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基本上是私人性质的非公共养老基金。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基本上都是现收现付制，能够用于投资的只有其余额储备部分。然而即使是这些余额储备，许多国家只投资于国债等无风险投资品，也有的国家发行专门的指数化债券保证基金的增值。在美国只能用于购买国债中非市场流通的部分，在欧洲主要国家只不过相当于一两个月的支付额。发达国家的这些实践经验，值得像我国这样存在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证券市场基本建设还任重道远的国家三思而后行。
基金积累制的运作，需要专门的高技术精算师及金融专家，所以运作费用较高。除了交易税和从业人员佣金外，尚有基金管理机构庞大的内部管理成本。若是私人管理的基金公司，则又需要花费巨大的营销、广告、争夺人力资源等竞争成本。而这些费用是固定费用，因此越是收入低的人，运作成本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除去了运作成本后的净收益就越低。这样必然导致逆向的收入再分配。一方面，收入较低的参保人获得的是更低的收益率，扩大高低收入水平个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加入者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巨额的运作费用实质上是公共养老金的流失，由收入较低的参保居民流向金融从业人员，而后者大多是社会中高收入阶层。因此，如果说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收人分配差距的话，那么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基金积累制则是背道而驰。
对于高收入阶层的人来说，由于运作费用所占的比重较低，所以能够建立企业年金的、效益好的大企业可以把企业年金投入到资本市场去运作；而对于大多数只能参加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说，则并不合算。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然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它也是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不选择基金积累制的原因之一。
基金积累制有两种管理形式：一种是私人管理的智利模式，另一种是公共管理的中央公积金模式。这两种管理方式下都可能产生市场扭曲风险，尤其是后者。
中央公积金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基金由国家集中管理，基金投资由国家统一运作，国家承担养老基金的最低收益保障。由于国家承担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保障的风险，国家干预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运作不可避免，因此，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股市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一，与市场经济制度相悖。养老基金入市将会引发“社会投资”的潜在可能性，而“社会投资”的结果将会增加指令性经济的因素，甚至最终引发“中央计划经济”因素的产生。第二，必将导致政府干预上市公司的内部决策。养老基金一旦成为大股东，政府就可能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即使没有进入董事会也可以使用投票权来施加其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公众公司“内部管理”及其治理结构进行干预。第三，将导致资源误置与裙带关系。在政府投资过程中，“政治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问的任何制度屏障都很难控制政治家对资本市场的渗透，在资本市场中的胜者与败者的背后都往往会看到政治家的影子，它将引致裙带关系的泛滥。第四，养老基金人市将导致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政府投资的结果常常会使政府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作为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作为养老保障资产受托人和制度监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郑秉文，2004)。这些情形将使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扭曲，降低投资效率，带来投资风险。
除了上述风险因素外，在基金积累制模式下，参保成员还需要面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贬值风险。并且，在这一模式下存在多个委托一代理环节，由于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监管困境，滋生腐败问题，削弱公众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信心。而当投资运营失败时，最终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这也会使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导致政治风险。如果投资国外资本市场，还带来诸多海外投资风险。
我们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考察基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基金制公共养老金模式下，个人的养老金收益是养老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取得的回报，即资本的边际报酬率γ。该报酬率可以由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来确定。如果以各期人均消费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最优的标准，索洛(Solow，1956)在其增长模型中推导出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中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此时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按照索洛模型的推导，一个经济中的资本积累由利润转化而来，工人则消费其工资所得。同样地，我们考虑一个存在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障的经济，当经济平衡增长时，每代人的养老储蓄刚好作为上代人的老年消费，资本报酬全部转化成投资积累，于是资本增长率即为其边际报酬率，当经济处于黄金增长路径时，即有：
γ = f'(K * ) = dK / K = n + g
由上式我们知道，当人均资本积累不足时，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实际利率大于f'(K * )，此时采取基金制，增加资本积累，使经济趋向于黄金增长路径，将加快经济增长。基于这一结论，以哈佛大学教授费尔斯坦为代表的“积累制派”认为，如果一国的储蓄率水平低于黄金率水平，那么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的转轨不仅能够解决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财务困难，而且会增加资本积累，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福利。这时，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增进帕累托效率的改革。在现实经济情况中，美国的居民储蓄被一致认为是不足的，这是美国经济学界主张他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应该降低现收现付制的比重，增大积累制在体系中的比重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基金积累制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三个理论前提：第一，基金制能增加储蓄；第二，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第三，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低于黄金律水平。但前两个前提并不必然成立。
不可否认，基金积累制对储蓄有正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基金制在提高老年人税收的同时降低年轻人的税赋，这等于同时降低了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和提高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由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远远大于年轻人，因此这种效应会导致社会消费总量减少和储蓄水平增加，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Kotlikoff，1995)。第二，虽然强制性储蓄和自愿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但强制储蓄一般不会完全替代个人自愿储蓄。尽管基金制消除了政府频繁干预养老保障规则的政治风险，可以促成家庭选择减少私人储蓄，但基金制的特有风险却完全转嫁到了单个家庭，如通货膨胀风险和收益不确定性风险等造成其未来财富具有的极大不确定性，又会迫使家庭增加储蓄以备不测，因此个人储蓄不会随着养老金收益的增加而等量地减少。第三，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借债的能力，意味着个人在其一生中需要较高借入额的那段时间内，并不能按照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计划进行消费，这样，强制储蓄总是能够增加私人总储蓄(Davis，1995)。此外，如果政府选择依靠征收产品价值附加税来解决公共养老金制度转轨时的财政问题，又会导致当期商品的价格上涨，提高了现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价格，家庭必然会推迟消费而选择更多地储蓄(Mitchell，1996)。
在基金积累制模式下，雇主与雇员的缴费全部计人雇员的个人账户，在工作期间逐年积累，雇员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根据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来确定。由于养老金待遇完全取决于雇员个人账户的积累，基金积累制有助于雇员增强保障意识，促进雇员努力工作，更多地储蓄。积累的资金可投资于国家经济建设，个人积累的资金能够保证未来的支付，不会引起代际转嫁负担的社会矛盾。然而，基金制着眼于个人的代内资金平衡，缺乏再分配功能，社会成员之间一般没有资金划拨，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统筹救济，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不一定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