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是一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强调权力关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这一理论主张，国家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与之相对的是“理想主义”。
根据独立变项的层次来区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分为：结构现实主义（独立变项为体系层次）、古典现实主义（个人层次与国家层次）、新古典现实主义（体系与国家和个人层次都考量）。
现实主义之基本思路可见于马基维利的与中国法家思想。 而现实主义一词源自19世纪德国的一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语。在20世纪成为了国际政治学界主流的理论。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证实，在学术界击败了理想主义，从此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 在第一次大战后，国际关系这一领域兴起，此时则为古典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辩论，而二次大战的爆发，让理想主义一度销声匿迹。 1960年代，行为科学革命席卷了国际关系学界，古典现实主义之传统研究方法（即历史、哲学、神学）受到严重挑战。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影响了新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Kenneth Waltz即一代表性人物，他以科学之方法对传统途径提出批判，并提出两项重大贡献，层次分析与结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下：
现实主义有几项重要论点：
1、最主要的假设是人类天性自我中心而且有竞争性。（仅古典现实主义）
2、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
在国家之上没有足以约束国家互动的威权，即法律上国家平等，谁也没权利号令谁。相对的，也没有更高权威维持国际秩序，故国家必需自利自助(self-help)（即没有权威式世界政府）。
3、国家才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者（而不是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或跨国企业），因为这三者皆无合法垄断暴力的能力。
4、国家是为自身利益行动的理性行为者：其首要目标是自身安全或曰公权力的存续，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价值观皆不如安全重要，为了安全，国家可以放弃其他利益。
5、国家之间的安全相互排斥：A国多增加一分权力即多安全一些，相对的，B国因为A变强大则相对弱一分，因此变得不安全。若国家都增加权力，且没有一个国家有把握在战争中胜过其他国家，因此不发动战争，那么即达成权力平衡状态；这一过程若是以累积军事力量（质与量）进行，则为军备竞赛。
古典现实主义之主要论点
新现实主义认为古典现实主义为一化约理论，是以个体层次试图对整体做出解释，不适合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因为某一国的政治行为，并不只是因为该国想这么做，而是受到其他条件制约。 在这样的概念脉络下新现实主义转而从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之结构是由国际政治上权力分布而决定，而国际权利分布 i.e. 结构制约并影响国家之长期战略与外交政策。国家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其他类型行为者并不重要。 结构现实主义假定，国家都是一样的，只有能力上的差异（权力大小的差异），无论其政体民主与否、民族性、文化，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因素并非国家内部之歧异，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才是造成各国对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论假定被批评为过于简化，但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回应，这是为了产生通则性的知识，所做出必要的简化。
代表：John Mearsheimer。 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支，以结构解释国家行为；但挑战Waltz等被称为守势现实主义之理论，主张国家追求霸权是理性行为、体系中发动战争的诱因比Waltz等人说得更强，因此被称为攻势现实主义。
基本假定：无政府状态；国家求生存；国家是理性的；国家总是有进攻之能力；且国家永远无法确认他国意图。
推论：由于国家总是无法确认他国意图，故签订和平条约、军备控制都不是有效达成安全的手段。故国家皆会恐惧被消灭，而为了维持安全，只有成为霸权，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也无法战胜，才真正保障安全。
相较于守势现实主义的优点： 1. 能解释权力平衡状态下的国家依然相互竞争。 2. 能解释历史上重大战争。
不单只追求短期获利，更从中考量长期利益。当然，在国际社会的自助体系下，增加权力是国家的目标也是手段，换言之，没有限制，以相对权力增加为目的，设法提升其在国际权力分配中所占比例。
代表人物:Kenneth Waltz ，借由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维持安全和平，类似中国古代墨家非攻思想，让战争代价极大化，胜利也变成无利可图，从而维持和平。较弱小国家无法达成此种代价极大化，因此会选择结盟和依附另一个或多个较强国的联盟来达成，此时那些能提供平衡保护的强国即使做出的事情与该小国观点不同甚至利益冲突，在最大容忍范围内小国也会违心之论的表示赞同，这就是采取守势下的现实主义。
发展于90年代，约于九五年以后开始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在维持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的前提下，尝试接合新现实主义之结构体系观点以及古典现实主义宗师Hans Morganthau注重之领导人认知与国内政治观点，可说是一种二元认识论的现实主义。有论者认为此分析框架较能够观察后冷战国家作为复杂化与多元化之特性，同时亦可能在外交理论的建设上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