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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国家财政赤字的出现，国债由此而产生。国债的产生使国债理论开始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国债，即国家公债、债务的简称。国债是国家依据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和向外国政府及国内外银行直接借款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国债是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其他城市共和国中首先出现的。从那时起，国债席卷整个欧洲，一些民族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和荷兰都开始发行国债。在数百年的国债实践活动中，西方社会产生了种种国债理论，并且很自然地发生了各种的争论。由于利益得失等各种因素的原因，也就形成了反对与支持国债两种主要观点，也就使得国债理论构成了财政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不同的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且针对与国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国债的经济效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萌芽时期。但是，直到今天，各个流派对国债的基本观点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一、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西方国债理论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债理论主要是以古典经济学家的国债理论为代表，他们对国债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大部分人坚持国债有害的观点。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对市场和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此相对应，在财政领域，他们坚持平衡预算，认为通过举债为支出融资则会使支出的成本和收益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从而导致政府行为约束的减弱甚至丧失，而这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是巨大的。
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明确提出了国债有害的观点。此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国债有害的观点，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萨伊。概括起来说，这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国债有害论的主要论据包括以下内容。
亚当·斯密认为，当国家支出由举债来支付时，就是把该国的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转用于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支出，这样势必影响该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支出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他还指出：“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那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萨伊首先区别了私人借债和政府借债的区别，他指出“个人借贷者与政府借贷者有这个大区别，即一般地说，前者为着有利用途而借资本，后者为着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随后，他批判了那种国债不过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把国家搞贫困的观点。虽然他也认为债息不过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国债债权人手里，社会价值总量并不会由于付息而减少，但他指出国债的本金已经化为乌有了，随借债而来的消费已经把该资本消灭掉了，已永远不能再用来产生收入了。
亚当·斯密认为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而不知节俭，这就使得政府在平时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就已算万幸了，那里还谈得上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战争，可采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债了。当政府认识到通过发行国债能在战时急速获得充裕战费的便捷和有效时，平时就更不注意节俭了，所以国债又鼓励了奢侈。
大卫·李嘉图也认为，政府举借国债除把生产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以外，还有掩饰真实情况，使人们不知节俭的弊病。
因为在举债以筹措国家经费的情况下，人们只要缴纳较少的租税以支付国债利息，从而误以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就不知节俭了。
亚当-斯密认为，为了支付国债利息，政府要向土地和工业征税，将税收收入支付给债券持有者，这种做法就损害了土地和工业部门，导致社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还可能导致资本外逃和居民移居国外。他还指出，但国债累积到一定程度是，国家从来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而常常通过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等伎俩，借国债偿还之名，行赖帐之实，而“这种办法将是私人财产受一种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场合，将使勤劳、节俭的债权者吃亏，怠惰、浪费的债务者致富；这样，国家资本的大部分，将由能使这资本增益的人，转移到只知破坏者资本的人”，最终结果将是“国家受不到一点利益，而多数无辜人民，却蒙受横灾”。
大卫·李嘉图在比较税收和借债为政府支出融资所存在差异的基础上，说明了国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他认为，如果政府收入不足，应采取税收方式而非举债来筹资。以政府为军事支出筹资为例，他认为税收较国债的优点首先在于，在用税收弥补军事费用时，人们马上就会尖锐地感受到税收的增加和战争的负担，因而国家也将会较少倾向于战争。即使战争已经开始，国家也将会力图尽快结束战争。而在用国债弥补军事支出时，人民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支出的重担，国家受到的约束降低，甚至会很轻率地倾向于卷入代价昂贵的冲突。
萨伊也同样认为，举借国债会使政府更具有危险性，对社会和人类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当政府感到有很大举债能力时，它们对一切有关政治的问题都要过问并想出庞大计划，这些计划有时招致耻辱，有时招致光荣，但总会使它们陷入财政枯竭的状态。它们往往自己掀起战争或煽动其他政府掀起战争，往往资助唯利是图的各种人物来搞杀害人类与丧尽天良的勾当。”在简单回顾与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国债理论以后，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古典经济学派国债有害的理论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古典经济学流行的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是以充分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二[：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经济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增加产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观点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被认为会妨碍经济的自主运行和市场机制作用的自主发挥。因此，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运行的政策自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政策。古典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反对扩大政府支出倾向的赤字财政和国债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越来越明显，尤其是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的爆发，动摇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念，客观上要求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健全财政政策，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尽快摆脱危机、实现复苏和更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认识反映在国债理论上，就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国债的态度开始由否定转向肯定，由认为国债有害于经济转向认为国债可以有益于经济，尤其是在凯恩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之下，终于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所接受。
具体来说，国债有益论的最根本的论据就是国债对于一国经济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力求结合当时经济和社会现实，从根本上找出一条拯救资本主义的道路。结合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是按照以下逻辑来阐述其国债有益的观点的：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的原因，归根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他认为，消费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并且由于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因此随着产出增长，收入与消费的缺口必然会越来越大；由于投资支出受商业预期的影响很不稳定，因此就会出现投资需求的不足，同时又由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从而无法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最终促进投资的增加。总之，在他看来。一部分国民收入将从社会再生产中“漏出”，从而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而市场是无法依靠自身作用自动调整、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要使经济经常保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就必须由政府通过有补充作用的财政活动来扩大有效需求，也就是政府要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即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为财政赤字融资，再用扩大财政支出的形式用以增加社会消费和投资。这样，就恰好实现了储蓄与投资平衡，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最终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均衡水平。
在凯恩斯之后，一些经济学家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认为，国债完全可能是一种“经济的福利”，“可提供一定的保证来防止严重的萧条”。他甚至认为，要想使社会富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债以满足支出。他分析，当政府发行新国债卖给公众时，公众把存款交给政府，交换了政府债券，政府把这些存款花掉后，这笔钱又会回到公众手中。所以，政府发行新国债，就意味着个人和企业的财产增加。他同时也承认这需要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社会要保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能够对货币收入的流通量和公众持有的流通资产赋予实际价值。汉森还进一步指出了国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公共卫生领域、教育科研领域、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领域甚至国家公园等公共建筑领域。
国债有益论的第二个论据是国债不会构成未来的负担。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国债固然解决了当前的财政困难，但是国债的偿还以及利息支付却给人们甚至后代人带来了未来的负担。针对上述观点，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萨缪尔森认为政府债务负担分为外部的债务(欠外国人的)和内部的债务(欠本国公民的)，外债还本付息使国内资源流向国外，从而加重后代负担，而内债则不会，因为“一代人把负担加给下一代人的主要方式是耗费掉国家现有的资本品的总量，而不对资本品增添通常的投资”，但由于国债具有生产性的特点，“确实直接增加国家的物质财富??能够在目前导致出更大数量的资本形成和消费”。
1929年至1933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宣告了豫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市场至上”信念的破产，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诞生又为资本主义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该书出版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纷纷放弃了传统观点，追随凯恩斯，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进行注释、补充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受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主张的影响，匿方国家持续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这也就再一次激起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对国债的极大关注，争论也再次激烈起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而作为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对此却一筹莫展，这也就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信一已、。这一现象反映在财政领域，就是战后以来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国债有益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攻击。
在对国债有益论观点的不断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债思想。布坎南深入分析了税收和国债这两种财政收入手段的差别，指出国债和税收是为公共支出进而公共服务提供筹集资金的两种相反的工具，国债“在其发行之后，即支出发生之后才把这种支付的负担转移到了纳税人身上。相反，税收是在支出发生时就把负担加在人们身上”。进而，布坎南认为国债成为绕过公众的应有约束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牵制，成为扩大即期财政支出的有力工具，所以，国债融资比起税收融资更容易助长政府规模的扩张。此外，布坎南还从国债的偿还与公平的角度说明了国债的负担问题。他认为，既然国债应主要为长期公共投资融资而发行，本息就应在投资项目投入使用期间内偿还。而与“借新还旧”方式偿还不同的真实“债务清偿”，当然只有在政府预算有盈余时才能成为可能，但由于这种“清偿”实际上是在牺牲当期纳税人利益的同时，增加了未来纳税人的实际利益，即财富在不同代纳税人之间的净转移。
除了布坎南以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国债有益论中“国债不构成负担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莫迪利亚尼认为，国债发行通过减少民间资本形成而减少将来的国民收入。
在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情况下，国债融资会等额地减少民间资本形成。而且在将来时点上，这种民间资本的减少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国民收入损失。可是，征税与举债的情况不同，征税只是使消费减少，换言之，征税比国债降低储蓄的程度小，对民间资本形成的抑制程度小。这种对民间资本存量影响的差异，变为对将来国民收入的影响差异，进而变为国债和税收的负担的差异。
与西方国债理论相比，中国国债理论的产生明显地要晚得多。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国债的理论和实践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导致货币信用关系发展迟缓，应债思想和应债来源匮乏，缺乏国债发行的经济基础；人身的依附关系、封建君王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使得国债发行难以想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曾举借过内债和外债，但当经济学家还没来得及着手研究这一问题时，政府就中断了这一实践。在其后长达20多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度内，是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国债理论的。只有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债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经济学家才真正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的难题。诚然，经过这些年来我国国债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不断探索，我国国债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发达一样，我国的国债理论还不太成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