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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广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包括哲学学科，也涵盖了诸多相关文科学科，例如政治与行政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法律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中文、英文或其它外文、翻译、宗教学、逻辑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
同样，其它学系的学生若选修哲学课程或副修哲学，对其专业的研习亦将大有裨益。因为从深层次的角度来探讨，可以说，几乎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会引发出一些哲学问题，故哲学与很多其它学术领域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领域都有一些与之相关的但又非其直接研究的课题——例如该领域的概念及理论的基本性质为何的问题。这些课题却往往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举例说，有些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关的问题——如科学理论和我们眼见的世界的关系为何？——其本身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正好是科学哲学所探讨的。同样，政治哲学考察各种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法律哲学研究法律的性质与理论基础；美学则探讨品美的基础和提供理解文学和艺术的框架。再者，由于任何学科都需要应用推理和证成的准则，所以逻辑和知识论这两个哲学的领域与所有学科都有密切关连。
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对于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问题，陈达夫说：“对于当下的思想与民众自由而言，确切地讲，在暴力占据绝对权后，自从掌握了金钱货币化的策略，人们就开始远离真理，社会从此走向深渊。”对此，他强调说：“明显禁锢思维能力的文科教学内容方面，必须在引入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全面添加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思想，必须首先建立符合历史与国情的独立的基本哲学社会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