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Human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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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至今，“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势属必然。
1.前实证主义把经济学视为人的科学。人本主义在犹太先知和古希腊哲学家的心目中有中心位置，然而，只是在最近五百年她才得以复活。古典时代的经济学，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是人，而不是财富。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使人人都有可能过上最佳质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开头写道：“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它事物而有用。”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中开宗明义写道：“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的学问。”舒马赫说：“人类所需的是一种信仰，信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只追求自我保护和满足。人类的存在应该是最有意义的，而不是追求物质财富。”正如斯密所言，“财富仅仅是很渺小的东西。”
2.对新古典经济学过分数学化的强烈批判。经济学家只是沉醉于逻辑上的演绎推理，因而对数学形式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当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的同时，也同时逃避了对这种数学推演进行经验上的严格检验。那种经过包装的华丽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象“皇帝的新衣”。阿马蒂亚·森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可在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的同时仍陷于罪恶的泥潭。杰文斯把经济学贬低成为低等的人类行为，对此，拉斯金斥之为“养猪科学”。
3.经济学人文关怀的广泛呼吁。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经济活动的目标将是满足人的最高需要。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萧伯纳)，那就应把视角重新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所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样的根本问题。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割裂开来是十分愚蠢的，就像不考虑目的而孤立地看手段一样愚蠢。在任何时候，从任何角度探讨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着眼于人生的最终目的。假如一门社会科学不能使我们寻找到更美好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它还有什么用呢，正如美国经济学家C·K·威尔伯和K·P·詹姆森所言：“经济本身不应凌驾于人民的目标之上，而应是达到目标的有用工具。”黄有光指出，“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要进行创新.要把经济学真正作为一门“人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福利。
4.经济学本身的人文因素，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俄国经济学家莫斯科夫斯基说.“经济学是关于社会和关于人的科学，有社会而没有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5.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趋同倾向。经济社会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大发展.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背景之一。新经济社会学认为，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应当注意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影响。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生活中文化的作用的研究是其三个最典型的创新之一。扎利泽(NEIL·Z.lizer)认为，将经济的、结构的、文化的因素结合思考，通过对文化的强调揭示基于亲密关系的、非经济领域的经济行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可以通过信仰和理念、习惯成自然的假设或非正式的规范系统来影响经济,并因此设定了经济理性的极限。新经济社会学的兴盛是综合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研究成果的结晶。
这种交流使远离现实社会的经济学重新找到了血和肉，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中。
6.科学经济学的诞生呼唤人文经济学的诞生。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经济学家们在科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导致了科学经济学的起飞和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非线性经济学和经济动力学的发展，科学经济学进入新科学经济学阶段。
1.“综合人”。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家庭人、集体人、社会人，甚至是国家的人、地球的人、社会的人、生态人、天人和一的人、考虑到子孙后代和可持续发展的人。作为真实的人的一部分存在的经济人，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拔到了无所不及的高度。托尔斯坦·凡勃伦认为，理性经济人对享乐最大化的追求严重损害了人的率真、尊贵和潜能，“人不是放在路上，周围的力量就能使其饱和的欲望,而是一个力图使嗜好和习惯在逐步展开的活动中实现并表现出来的统一体。”经济人不是脱离了社会环境追求最大化的个人，而是有着明确的社会需要的人。如果经济学还想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社会品质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它就不能忽视人的各种社会需求。俄国经济学家莫斯科夫斯基提出的社会人、创造符号语言的人、劳作人、游戏人、消费人，美国经济学家欧利温·威廉姆斯（Oliver Williamson）提出的“组织人”，巫继学的人本经济学宣言所谓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决策人，顾智明所谓“生态人”。
3.人追求制度,习惯、法律、道德、心理等,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
1.人为为人。苏东水提出“人为为人”方法论，即在经济管理中人的行为首先是从个人出发，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符合经济规律，即“人为”，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调整控制自身的行为，与整个经济环境相适应.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是人们能持久的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经济整体的发展。“人为”、“为人”是辨证关系，互相转化，从个人行为转向为他人服务，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
2.描述性和解释性方法论。人文经济学倡导以经济学语言为基本话语，包括使用文学、故事、寓言、随笔、漫画、经济小说等描述经济现象，尽量用浅显、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譬如，三联书店的“大众经济学”系列，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经济学教材，夏业良主编的“菩提经济学文丛”，加里·贝克、加尔布雷斯、高希均、林行止、熊秉元、黄有光、茅于轼、梁小民、夏业良、何帆、王跃生等经济学家的经济随笔，以及众多的通俗经济学、趣味经济学、漫画经济学等等。
3.历史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它包括各种因素，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的、心理的等等。
4.案例研究方法等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人本经济学、利他主义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等。这里试举几例:
1.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科学的对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学使我们透过物看到了人。
2.新经济社会学最典型的创新之一是分析经济生活中文化的作用。将经济的、结构的、文化的因素结合思考，通过对文化的强调，揭示经济行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3.巫继学的人本经济学宣言认为.迄今为止，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都把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面对刚刚从贫穷和饥饿挣脱出来的人类来说.经济学的创始期有理由以物为中心，为元本、为主体，为基点。
这是物本经济学。相反，作为一门成熟的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必然将经济生活中的人作为对象，必然以人为中心，为元本，为主体，为基点来展开理论体系。这是人本经济学。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制造者、参与者和归宿者。人是经济舞台上真正的主角，经济关系是人与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经济学所揭示的所有规律无不有人的因素加入其中。离开了人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思议的。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道德品质、气质和气量、心理状态、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情感、行为举止、家庭情况乃至个人嗜好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在经济活动中反映出来。经济研究若要提高其应用价值.脱离了对人的研究是毫无前途的。
4.从“经济人”到“生态人”。当下，人类面临诸多问题，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则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自然相悖的生存方式。自笛卡尔以来，哲学张扬理性及其知识，极大地助长了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张扬，造成人为物役，道为技隐。尽管经济发达了，衣食富足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反而把人置于对自身的物化及其造物的依赖上，灵性与物性、目的与手段相分离，德行、情感乃至整个内心世界被严重轻视甚至“荒漠化”，信仰缺失，心灵空虚，“孤独”、“恐惧”、“烦恼”、“绝望”。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经济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人们在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夺财富的狂热举动中，走进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进物质的天堂，却陷入精神的深渊。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挑战，也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战。事实表明，“经济人”在许多方面与时代已经愈益不相适应了。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称，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这个时代不仅要求重新构建外部生态自然平衡，更重要的是重新构建内部自然生态即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实现对人的重新塑造，这种新人称之“生态人”。“生态人”是指善于处理人与自然、他人及自身关系，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状态的人。生态人努力达到外部自然生态、内部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人格生态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生态文明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而崛起。人类这场新的文明革命，是人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人的存在形态的根本转变。
21世纪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建设良好的生态文明，培养造就愈来愈多的“生态人”，必将大大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人类这场新文明的创造中将伟大的创新成果奉献给人类。
5.数字化时代更应提倡“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数字化硬件文明，意味着社会要为人民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生存环境，能够满足人在数字化背景下生存的各种基本需要。在数字化背景下生存，人们表现出来的最迫切的需要是信息度、诚信度、差异度和关怀度。实践表明，当人与自然环境，即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系统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状态时，享受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生态保护，加强人际交流，加强社会各环节的反馈与沟通。
1.致力于经济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科普化。何帆说:“有两种经济学，一种是在书桌上伏案苦读的经济学，还有一种是更适宜于在出门散步时思考的经济学。”王跃生说:“现代经济学的深奥理论和形式化表达使一般读者无法阅读西学经典，大多数经济学著作的枯燥无味也让人兴趣索然。经济学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两大任务决定它不是少数人在书斋里摆弄的学问，而是大众之学。它必须让大众读得懂，读得下去，读的有兴趣。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经济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科普化。”
2.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响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3.致力于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的互动、相融与共同发展。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博弈论也好，数学公式也罢.无非是表述思想的工具，本身并不构成经济逻辑。最先进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来表述腐朽落后的经济思想。
1.西方启蒙心态人文精神和儒家天人合一人文精神在现代中国融合成“大人文精神”。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在西方称人文主义(hunanist)。《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求实，人文精神的本质是求美求善，二者是相互交融和相通的。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坚持以科学精神办事，又要不忘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天理。新中国建立以后，重科技，轻人文。因此，在当代中国，存在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双重缺失的问题。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既应有科学的理性、求实、创新的精神，又应有学善讲美和谐的人文关怀。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随着科技的发展愈演愈烈。而当西方社会走向后工业时代，在西方思潮中也发展出一条向东方人文文化寻找清热解毒良药的潜流。价值与理性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是儒家科学思想的第一特征，其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儒家思想巨大的人文价值，在今日具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重新厘定清新健康的文化精神坐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拜物教”正把人们引向灾难的深渊，而对科学的恶性膨胀产生逆反情绪，对科学本身反思，对功利主义科学观、唯科学主义、技术统治主义动摇。
科学精神的片面性导致与科学主义相对峙的人本主义产生。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问题，“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说过，“人类要想在20世纪生存下来，那就回过头去请教二千年前的中国孔夫子。”然而人文教育的困境，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人文教育的失败往往与国家片面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从而忽视和掩盖了人文的危机有关。越是在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人文教育的地位也就越重要，没有人文教育不行，只有灌输式的压抑人性的人文教育也不行。
2.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反之大人文精神又支持和引导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仅是人文大国，而且是人情大国，中国国情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中国国情包含中国人情，中国人情体现中国国情。
阿马蒂亚·森强调,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制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自己意愿生活的能力。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capability)包括各种政治权益。人本主义自由观认为,自由更要紧的是关乎人自己，人的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关乎私利和所属财产的问题,是涉及心灵而不是钱包的问题。自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不是拥有的状态。自由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水平。
“不是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经济增长本身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就是目标,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
一个社会的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一个人实际做的事和一个人有实质自由做的事不同,节食和被迫挨饿不是一回事。一个被动失业的人，不仅有可能挨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感到自己无用.归属感和自尊心就会被剥夺。如果满足更高需要，工作就是一件快事。经济活动应当配合全体人类的福祉。经济制度的目标是把人类幸福和整个精神与道德的提升结合起来。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需要相互的帮助,如果人们出于爱、出于感激、出于友谊、出于尊重相互提供帮助，社会就会繁荣发展，就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J·S·穆勒认识到,利他或非利己动机是人性中必需而真实的一部分。约翰·霍布森，“经济学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金钱的数量，而伦理道德或人的价值的首要意义在于生活的质量。”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近20年期间，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为中国人民有成效的运用。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的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胡锦涛强调: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运作机制文明的基本内涵。